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对其内涵与意义的深度发掘至关重要。文章基于生产力的三大构成要件,在挖掘新质生产力长远要求原则下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从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在南北、四大区域和五大经济带存在显著时空差异;(2)新质生产力在省域之间呈现梯度提升和发展不均衡特点;(3)分维度发现,生产资料对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贡献度最高,劳动者维度的贡献最低且存在空间极化现象;(4)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并具有时空收敛性特征。进而提出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发挥新质生产力集聚效应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政策建议。本文或可加深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发展格局的认知,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石家庄市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时空演变

选取石家庄市13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区域,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计算评价指数,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使用ArcGIS绘制空间分布图,深入剖析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全市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且都在2010—2017年间提升速度较快,而在2019年之后提升速度呈减慢的趋势。2010—2021年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均高于科技创新能力指数,但后者提升速度高于前者,表明石家庄市各县域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势头较好。2010年以来,全市县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耦合协调度与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相似,即2018年之前的提升速度要快于2018年之后。2021年,全市县域耦合协调度等级为“勉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升。

财政分权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明确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环境规制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在低收入地区,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中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深化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底层逻辑和实现路径

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主张,以“走廊”为空间组织方式,集聚创新人才、整合创新资源,在推动基于科学的创新、促进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展现出极大优越性。我国长期以来偏向应用的创新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卡脖子”“重复建设”等问题。基于此,近年来科创走廊方兴未艾。其底层逻辑是,协同整合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类创新资源,在跨市域的“中尺度”范围内,以基于科学的产业为引领进行产业优化与重组——产业重组,构建产业链创新链全链条顺畅的“中尺度”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区域重构,最终实现价值的共创、共赢、共享。进而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维度构建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其关键是构建产业协同创新服务体系,促进产业资源要素流动配置,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最终实现区域科技创新生态高质量发展。

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底层逻辑、协同特征与前景展望——基于层级、领域、强度的三维视角分析

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已经10年,在多个层面、多个维度、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内容,也是利益调节难度大、协同带动力强的内容,京津冀协同创新推进速度较快,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协同共享、协同创新机制完善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京津冀协同创新呈现三个特征:京津冀协同创新全面展开,但创新协同深度参差不齐;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互动,构成了由表层走向深层的双重动力;完善共建共享利益机制是突破点,科学可行的协同创新模式是关键。未来京津冀协同创新目标将更加清晰、协同内容不断优化、协同模式呈多样化、协同政策统一高效。

以校地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基于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案例研究

研究型大学和地方政府合作共建校地合作平台,是研究型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有效举措,也是构建完善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的重要路径。校地合作平台资源投入大、要素配置方式多、运行体制机制新,其在优化区域创新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对于支撑构建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还有待探索。文章在梳理校地合作平台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以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为案例,基于区域创新系统与平台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剖析其发展定位、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总结校地合作平台建设发展的经验启示,探讨校地合作平台支撑构建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的实践路径和政策建议。

科技情报三元结构融合创新研究

本文阐述了我国科技产业中科技情报三元结构的内涵与结构,在这种三元结构下的湖南省区域科技情报创新的诸多问题函待解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湖南省区域科技情报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思路

科技创新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上海深入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加快提升科创中心策源功能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研究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利于上海科创中心更好地汇聚配置高端优质要素、化解科技重大风险挑战、加快提升科创策源功能,进而促进创新价值实现。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上海科创中心发展也面临一些瓶颈制约,主要表现为缺乏引领卓越创新的领军企业、企业创新能力亟须提升,缺乏支撑全面创新的制度供给、创新体制机制亟须完善,缺乏包容草根创新的社会环境、创新文化氛围亟须营造。进一步加强科创中心建设要有全新的思路,应牢牢把握“强基、健体、提质、增效”4个关键词。

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与耦合协调分析

构建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2004—2019年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引入标准差椭圆建立耦合协调性模型,分析西部地区11个省份时空演变、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及收敛趋势。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均值呈现上升趋势,但距离极度耦合协调阶段仍存在一定差距;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不均衡,各省份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差异较为明显;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σ收敛,西部地区整体和西北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建议西部各省因地制宜,多维度支持科技创新投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与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及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下的最优转化区间

为明确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制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总体上区域创新投入是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二是不同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是否会影响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最优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区间,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且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相关系数最高,西部最低;不同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下,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处于中等水平时,区域创新投入向创新绩效转化效率最高,但目前我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普遍处于高水平。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一方面要持续坚持区域创新投入并考虑区域异质性特征;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压力下地方政府应优化调整创新资源配置,从以前的关注区域创新投入数额转向关注创新投入向创新绩效转化效率。

粤港科技创新券政策的比较分析与优化策略

以广东和香港地区科技创新券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分析法,从资助对象、资助服务范围、资助方式、标准与流程、资助资金管理等方面,深入分析粤港科技创新券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广东科技创新券资助对象比香港地区更加多元,但门槛条件较高;(2)广东科技创新券资助的服务定义与香港地区相比不够清晰;(3)粤港科技创新券资助方式、标准和流程差异总体较大;(4)香港地区科技券资助资金管理相比广东更加规范,基本覆盖项目全过程。最后,为推动粤港科技创新券的互通互兑,对两地完善科技创新券政策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寒地产业园区韧性空间规划策略与实践

从韧性设计的系统性、弹性、冗余性、气候适应性、灾害抵抗性5个特征出发,结合寒地的常态气候与极端灾害情况,立足于工程实践提出寒地产业园区韧性空间规划策略。从系统性层面提出寒地产业园区韧性空间规划设计框架;从弹性层面构建适宜寒地产业园区的韧性规划结构;从冗余性层面构建功能可拓展、韧性流线的韧性园区;从气候适应性层面构建低碳、尺度宜人的韧性空间形态;从灾害抵抗性层面提高寒地产业园区的景观要素韧性。同时,将该策略应用到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项目规划中。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来自中国278个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有着显著影响,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及相邻城市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在控制宏观环境政策及运用工具变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中介效应表明,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及财政科技支出是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影响机制;(3)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越大,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影响更为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完善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利用数字技术,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保持财政科技支出的稳步增长。

创新型城市构建全球知识管道的实践与思考——以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为例

随着全球创新网络的浮现,创新研发活动日渐统合。作为网络组织中创新资本最为集聚的地方,节点城市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构建的主要支撑载体,创新型城市应如何探索出一条能够集聚创新资源、参与国际创新活动、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有效路径,显得至关重要也迫在眉睫。文章以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为例,基于全球管道一本地蜂鸣理论,通过梳理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现状和挑战,探索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及其运作方式对于构建以地方为中心、由点及面的全球知识管道的价值体现。通过国内外两端的实体机构协同,搭建“哑铃式”资源平台,打造“多中心一基地”的模式,可实现全球创新网络中创新资源的“全球管道”和“本地蜂鸣”的最佳汇聚。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新思路研究——基于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科创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其建设与发展已成为各国竞相追求的目标。在我国,科创中心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传统的科创中心建设模式往往存在资源分散、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本文从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在对科创中心概念内涵和本质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凝练出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研究得出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的机制,为推进科创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高等教育如何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基于日本政府科学技术发展相关政策的分析

日本建成世界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其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全面而系统的科学技术政策,引导和支持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根据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阶段划分,其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国立大学领衔引进和移植国外科技制度、高等教育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大学成为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主阵地三个阶段。在政策指引下,日本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推进产学官合作、培养研究型人才、提高教育和人才国际化水平等路径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有鉴于此,完善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科研环境和人才待遇,警惕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高校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是日本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高等教育参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动因与路径

随着全球科技博弈驶向深水区,世界各国科技创新战略愈加突出高等教育布局。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我国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被赋予更大责任。从发展动因来看,高等教育社会发展适应性的自我寻求、大国竞争与城市转型发展的有效因应推动高等教育参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实践路径来看,高等教育通过构筑人才的蓄水池、培育原始创新源头、推动产学研用创新,推动打造人才生态高地、科学活动中心、产业创新高峰,对接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不同战略定位。面向未来,上海高等教育需要发挥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广阔支撑腹地,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共同体,反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浙江与粤苏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及提升对策

近年来浙江与广东、江苏同处于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位置,但与粤苏两省相比,浙江科技创新整体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借鉴目前主流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方式,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并关注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利用2018至2022年国家和浙粤苏有关统计年鉴,从科技投入强度、科技创新平台实力、科技成果转化3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浙江科技创新的相对弱势和制约因素。结果表明:浙江的科技研发投入水平总体不高,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高层次、领军型科技人才总量少,人才引进培养的效益尚未突显,同时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结构不均衡,企业和基层创新人才少;科研机构特别是企业研发机构总体实力偏弱,重大创新平台和载体还比较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速度偏慢,总体技术供给能力偏弱;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仍然不高,专利申请和授权数以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偏少,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外向度偏低,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还不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建议浙江从打造人才集聚地、原创性成果策源地、引领性企业成长地、开放型创新协作地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参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现实基础、实践路径及未来展望

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世界各国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已进入关键阶段,科创中心形成区域多极化的趋势成为必然。北京拥有雄厚的科技创新基础,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是其核心优势,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园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发现高校三大功能的发挥是北京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三条重要实践路径。未来,北京高校在立足三种实践路径的基础上,仍需不断改革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强科研平台、前沿交叉学科建设,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和企业孵化的功能,加快推动北京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路径探究

研究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运营实施路径与创新突破路径可以极大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运营成效。通过政策研究、统计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经过2015年开始的优化整合后,自身定位越来越聚焦;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例,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更应该结合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考核指标要求,以满足国家战略亟需为目标,同时发挥所依托的建设单位特点,汇聚智力和技术优势,集中攻关“卡脖子技术”。此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创新策源地和科技成果转化纽带,要从对接国家战略要求、做好创新链承前启后工作出发,依托标准和机制建设,打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生态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