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复议在化解税务行政争议中的主渠道作用

实质化解税务行政争议有利于和谐税收征纳关系、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相比于税务行政诉讼,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税收专业性更强、审理权限更大、审理范围更广。但因部分纳税人难以按税务机关的要求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无法取得行政复议权,导致中国税务行政案件不多。`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分散导致专业化税务行政复议人才队伍的建设存在困难,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公正性、独立性等受到质疑。无条件赋予纳税人行政复议权,集中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等措施将有利于充分发挥税务行政复议化解税务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服务业“降成本”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成本较高是当前制约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服务业存在税收负担下降尚不明显、名目繁多费用增加企业成本开支、所需生产要素成本较高、隐性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在对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如下建议:深入推进服务业"营改增",制定更为完善税前扣除和征管细则,推动新一轮减税改革;加大涉服行业"简政放权"力度,逐步减少行政性审批,建立与国际接轨商事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土地供应方式,尽快形成市场化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坚持创新引领和对内对外双向开放。

盐(铁)问题的困境——思想与制度的历史考辩

盐政制度是古代中国重要的财政制度,盐政收入是古代中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盐政之弊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盐政史,关于盐政的批评从汉武帝以来从未停息,尽管在政治现实上政府的财政需要压倒了批评之声。中国盐政制度化于汉武帝时期,经过两汉六朝的反复,隋唐五代的探索,最终定型于宋元明清。重审中国盐政制度变迁的历程,我们很难认为制度在进步,盐政之弊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盐铁论终成空论。

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动因、成效、困境及推进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已经持续多年,改革力度之大、改革范围之广、改革程度之深,是历次改革中所没有的。这场改革动因主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及新智能革命带来的挑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的举措主要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单制度改革、服务流程再造、证照分离、减税减负、优化服务、监管改革等。通过改革促进营商环境便利化、服务方式智能化、市场监管精准化,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规范了政府权力,化解了市场主体的“堵点”“难点”“痛点”。改革也在制度、监督以及基层积极性等方面存在问题。未来“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策略主要包括价值的调适整合、结构的互动整合、机制的协同整合、技术的嵌入整合、执行的配套整合、制度的优化整合等。

纳税争议复议前置的反思与展望

纳税争议专业性较强,由行政复议先行解决理论上可以高效、全面化解争议,及时保障国家税收,并减轻法院诉讼负担。但纳税争议复议前置违反比例原则过度损害了纳税人权利,由于复议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不足导致复议决定难以令人信服而徒增维权成本,不存在减轻法院税务诉讼负担的现实需求,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已越来越不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还未发生重大变革前,在行政复议公信力还没有得到普遍提升的背景下,纳税争议复议前置制度应当立即寿终正寝。应建立健全纳税争议解决自由选择机制,以实现国家税收征管效率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平衡。

论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以叶某诉西宁市国家税务局案为例

现代公共财政的诞生与发展史,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人类社会税权的斗争。而公共财政确立的最明显标志就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确定,这一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税收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但是,税收法定原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税收法律实践中仍然未得以体现。文章基于分析叶某诉西宁市国家税务局案的案件成因,探讨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立法现状,并对我国确立和实施税收法定原则提出具体的建议。

构建我国税收司法组织机构体系的设想

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立一个科学的税收司法组织机构体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应设置税务警察和税务检察室,但不应设置税务法院。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试点设置税务法庭。同时,对已设置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有必要进行重新设置,以适应新的税制要求。

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探讨

通过文献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对解决税务争议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研究,发现了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着税务行政复议的成本较高、税务行政复议的限制条件严格、税务行政复议过程缺乏公正性等问题,在借鉴了美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日本的税收不服申诉制度、德国的法院外税收法律救济程序解决税务争议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建议,如将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独立出来、将纳税前置改为部分纳税前置、税务行政复议应突破书面审查的局限等,从而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征纳双方的税务争议。

论乡镇机构改革的保障:依法行政(定编)及税费改革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 ,必须以依法行政 (定编 )作为根本保障 ,并以税费改革作为重要保障 ,从而才能真正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富余人员的成功分流。

论规范我国税收执法问题

目前我国税收执法中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越权执法、乱征滥罚等问题。加强和规范税收执法工作 ,必须以完善、高效的执法组织体系为中心 ,坚持法律规范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原则 ,以强有力的处罚惩治措施为保证 ;从促进内外监督制约。

试论乡镇机构改革的保障:依法行政(定编)及税费改革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必须以依法行政(定编)作为根本保障,并以税费改革作为重要保障,从而才能真正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富余人员的成功分流。

谈税务模拟实验室的建设及管理

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是搞好管理的核心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是搞好管理的保证 ,强化日常维护是搞好管理的重点。

委托代理视角下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模式的契约式设计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同时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的虚拟性等网络特征,对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税收原则乃至开征的税种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大了政府监管和税款征收的难度。结合电子商务一系列的数字化特点,实质透视电子商务涉税的争议性问题,通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模式进行契约式设计,规范电商经营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为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税收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可行性举措。

我国税收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探究——以中韩税收争议解决机制比较为切入点

我国税收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存在行政复议专业水平不足、司法权威性不高、信访定位不明确等问题,这影响了我国税收行政争议的解决。而韩国税收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诸如课税前审查、异议申请、审查请求、行政审判、行政诉讼等制度从不同角度促进了税收行政争议的解决。我国应吸收韩国相关制度的优点,通过增加争议解决的途径、组成人员的专业化、信访地位的明确化、专业化等途径完善我国税收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论税务行政诉讼的“清税前置”条款

“清税前置”条款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是落实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清税前置”条款的制度设计虽然能使国家债权受到绝对的、优先的保护,但却对纳税人设置了严格的救济门槛,导致无力承担税款但对纳税事项具有争议的纳税人处于救济无门的地步,存在降低纳税人守法自觉性和纳税积极性的现实可能性,亟待被纳入税务体制改革的范围之中。废除“清税前置”条款并不是税务改革的最佳方案,在行政诉讼税务的现有体制下优化税收方式更具有现实救济意义。

“放管服”背景下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探究--以制药企业为例

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治理,实施“放管服”的性质体制改革。“放管服”的支撑点是“服”,主旨是政府部门的“放”,抓手是“管”。在“放管服”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税务风险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要想规避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税务风险问题,就需要中小企业加强税务风险管理研究,提升税务风险管理能力,从而实现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电商税收征管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新兴的贸易手段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尤其自“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后,国家间的跨境电商交易愈发频繁,随之而来的则是该领域出现的各类税收征管问题。现阶段,我国跨境电商税收面临着与沿线国家间管辖权冲突、税收结构差异大及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影响着跨境电商贸易交流合作的进程,建议我国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协调对接,健全税收法律监管体系,加快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的各项难题。

论证明标准在税务行政诉讼中的规范适用——基于最高法税务行政诉讼第一案的分析

最高法税务行政诉讼第一案反映了当前税收司法实践中日益突出的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然而现行立法尚未明确规范证明标准的适用。与一般行政诉讼相比,税务行政诉讼证明活动具有待证事实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强、证明要求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大、证明后果涉及财政利益等特殊之处,因此,税务行政诉讼证明活动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提出了司法应对行政保持谦抑、证明标准应类型化适用以及国家财政利益和纳税人权益应平衡等一系列新要求。为促进税收行政争议的高效解决、税收行政效率的不断提升以及税收法治的逐步实现,有必要从确立证明标准二元判断规则、设置三级具体证明标准及判断条件、坚持利益衡量基本原则等方面规范证明标准在我国税务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放管服”背景下数字赋能辽宁省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研究

探讨在“放管服”政策背景下,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来优化辽宁省的税收营商环境。首先,分析“放管服”改革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耦合关系、政策税收领域,以及辽宁省税收营商环境问题,继而探讨数字赋能对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作用,最后提出数字赋能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路径和三大支撑点,以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涉税风险、减轻纳税人负担,并推动信息共享和可持续发展。

税务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困境与应对

税务行政复议和解制度不仅使争议在基层征管程序等纠纷的初发阶段得以解决,同时能够公平顺利地解决税务行政争议、化解征纳矛盾。然而现行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定》仍存在较多可行性缺陷问题,不仅未能弥补和解方式本身的缺点,而且相关制度规定还存在诸多概念模糊、逻辑漏洞、认知困难的问题。本文将从税务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反思、可借鉴经验和完善路径三部分来探究税务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目前面临的困境与予以应对的方法,通过完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的和解制度条文规定与完善和解协议体制两方面来回应基层征管中的征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