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forcement of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a Group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troduction 2013 saw the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gulations） and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ir being put into effect. As the Regulations were stipulated and put into force,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股东出资、保本投资与配套制度

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定性为股东出资行为,以公司法为基础,完善股东出资、法人运行与配套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股东出资方面,应限定出资标的物范围,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在法人运行方面,为农民股东优先配置可转换的、可累积的及可参与嗣后分配的优先股以基本实现其“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目的;为农民股东配置优先股赎回权、清算优先权与股份回购保险以基本实现“保本退出”目的。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应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以改善农业弱质性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破除农民失地失业困境。

《周易》初爻的儿童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周易》诸卦初爻对应个体成长的童年期,爻辞拟议童年期的各种状态和处境,以及这些状态和处境的吉凶悔吝,其中蕴含了许多仍具当代价值的儿童教育思想。“利用刑人,用脱桎梏”提示我们,在训诫中掌握避免危险、保护生命的行为规范是儿童摆脱蒙昧,获得自由的第一步。“潜龙勿用,始求勿深”意味着天赋极高的儿童需要得到特别的呵护,父母和老师要有静待花开的恒久耐心。“蒙以养正,素履以往”提醒教育者从小就要培养儿童纪律严明、艰苦朴素、不耽享乐、谦虚谨慎、自立自强、真实无妄的好品格。“思患预防,及早复道”启示教育者要小惩而大诫,轻微的、及时的惩戒更有利于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

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SA8000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比较分析

SA8000作为一个以保护劳工权益为内容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从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 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平等就业、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薪酬、管理系统等九个方面给予企业规范性要 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中国企 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指引,完善企业劳动制度,才能应对SA8000标准的推行。

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制路径选择与制度设计

交叉持股作为公司的一种经济行为,其主要危害对象是公司的债权人、中小股东、资本市场中的公众投资者,因此各国(地区)一般通过公司法、反垄断法、证券法三个层面对其进行规制,但由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资本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在具体规制重点和规则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我国现实经济环境的考虑,总体上应该禁止母子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对于非母子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应采取限制超额持股一方股权行使的方法;创设二重派生诉讼;对公司高管附加超额交叉持股的信息披露义务;严格限制金融类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论我国合作社社员附加表决权的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合作社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社员附加表决权导致了社员对合作社民主控制的虚化,从而对法律规制社员附加表决权提出了要求。我国社员附加表决权法律规制应以确保社员民主控制合作社为目标,但是,当前立法对法定附加表决权规制不力,对事实型附加表决权和合作社联合社附加表决权缺乏规制。为保障社员对合作社的民主控制,我国立法应当对社员附加表决权从其授予到影响力再到行使进行全方位的规制,同时,将事实型附加表决权、合作社联合社的附加表决权纳入法律规制的对象范畴。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公司控制权转移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资本市场中常见的融资手段,其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模型,并引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在控制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治理结构影响本文的研究机制,当控股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小于50%或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的影响路径更为显著。

转型期我国劳动监察的践行窘境及其出路

劳动监察在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劳工权益"底线控制"的国家责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劳资矛盾日益凸现,但劳动监察却未能有效承担相应职责而陷入"权力虚置"状态。国家承担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这是西方劳动监察的发展主线,为我国劳动监察的完善提供了借鉴。为突破劳动监察的践行窘境,执法者必须正视"为谁执法,为什么执法"的问题,划清职责边界,并通过建立劳动监察的三方机制,完善参与式执法程序,以此规制监察主体的行为。

论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制及其完善——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相关规定之反思

知情权乃是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其进行保护、规制是《公司法》应有的题中之义。结合文本与实践,可发现《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知情权的行使主体欠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不必要限缩,且"会计账簿"概念所指不明;对公司以"不正当目的"为由抗辩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规定失之粗放;对帮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辅助人员制度未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虽对前述不足进行了一系列补正,但仍遗留下部分问题:未明晰隐名股东、出资瑕疵股东、新股东的知情权问题;未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会计账簿查阅权,对"会计账簿"概念是否含会计文书、会计原始凭证等信息材料亦未明确;仅将辅助人员的聘请锁定在"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前提下,对股东在尚未诉讼或无需诉讼时直接寻求代理、提供辅助的情况则留下空白。

限制股东权利章程条款效力之探析

公司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司以章程条款限制股东权利的情形,对于该类条款效力的判断现行公司法无明确的规定,相关理论也研究不足。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出发,应从是否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得到了股东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是否背离了股东的重大预期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吗?——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质疑

2005年《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效力问题。但是,变更登记是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的。因为股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因登记而形成的,所以变更登记不具有作为股权转让必要条件的基础;股权的私权属性、公司经营秩序的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更登记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的登记与否,对保护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另外,该条的规定还存在逻辑混乱的立法技术性问题。

试论我国股东知情权法律制度之构建

股东知情权的落实是其他股权得以切实享有和行使的基础和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失灵导致股东知情权频遭侵犯甚至被剥夺,股东知情权纠纷不断涌现。结合目前我国股东知情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引发的讨论,本文试就股东知情权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设性意见。

论股东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在法律上对公司享有的对所持股份的所有权和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它可分为两个部分:股权、其他股东权(包括自益权、共益权)。对股东权法律性质的认识,应根据其内容进行具体地分析。股东权兼有所有权和社员权的性质,其中,股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其他股东权具有社员权的性质。

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权利配置——以公司控制权为视角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公司控制权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矛盾运动的纽结,体现股东之间权利配置上的竞争性合作关系。它不仅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有效降低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负面效应。公司控制权的发展存在独立化和工具化的趋势,使得股东之间权利配置失衡。在我国政企关系的历史路径背景下,防止公司控制权的滥用和保障公司控制权独立性是我国法律规制的重点。法律规制应与公司自治的基本理念相适应,以表决权的制度构造和对国有股权的监管为主要内容配置股东权利。

试析股东身份的确认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

评2005年《公司法》对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因自身权益遭受公司、董事及控制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基于其公司出资人的身份而提起的诉讼。相对于派生诉讼而言,股东直接诉讼提起权对于股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通过增强股东权利和设定救济途径,保障投资安全,以达到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股东知情权刍议

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研究中的新领域。股东知情权的出现及发展是建立在现代公司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股东知情权应当是指股东所享有并在法定许可范围内依法定方式积极行使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项拥有自益权、公益权、工具性、单独性的股东权。股东知情权具有基础性、独立性、义务相对性、限制性等特点,股东知情权产生的法理基础源于股东的所有者身份、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

异质性企业、大股东风格差异与控制权的双面治理效应——基于制度与企业特征调节的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不同控制权配置风格的大股东,在治理效应上表现出双面性:一些大股东会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公司价值而表现出掏空效应;而另一些大股东会给企业注入资源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表现为支持效应。而且双面效应随着大股东配置特征改变而发生转化。本文有别于前人研究,选取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稳定时期2007—2011年的9019个样本数据,设计有效变量控制企业异质性特征影响,从大股东控制权配置视角研究其对公司价值的支持与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大股东有明显掏空公司特性;法人大股东随着控制程度的变化,从支持机制向掏空机制转化,对企业价值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