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Thai Relations in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takes Thailand recorded in Chinese ancient texts during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12th-19th centuries A.D.)as the main source of research,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the Thai region as recorded in these ancient texts,namely Yuanshi,Xin Yuanshi,Daoyi Zhilüe,Mingshilu,and Qingshi Gao.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s studied in three aspects:(1)tribute relations;(2)folk commerce;and(3)Chinese immigration.

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涉医文献及其文学价值

明清世情小说中有较多求医问病场景的描写,涉及到医疗制度、医理、医药、诊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再现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就医、养生等日常生活的情状。这些涉医文献既有对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等医理的阐发,也有对诊疗中注重情绪与疾病关系的叙述。就整体而言,此类涉医文献的文学书写大多具有一定的医学理论依据,同时作为文学素材,又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以及揭示人物命运的作用。但涉医文献毕竟与医学文献有本质的不同,对此,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也要详加区分、核验,科学对待。

明清徽州村落民俗体育的族群社会关系联接及效能启示

为发挥村落族群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助力乡村和谐社会和乡村振兴,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和逻辑分析法等,从徽州村落族群社会关系网络常见类型入手进行探析,认为加入民俗体育组织、开展和参加民俗体育活动、拜师学艺等方式和途径,可以促进徽州村落民俗体育的族群社会关系联接。得出了4点启示:村落民俗体育的族群社会关系在聚集村落力量、构建诉求表达平台、助力村落善治、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中可以发挥积极效能。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 传播的途径、特征及其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对外传播中,始终秉持着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宏大气度与“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处世之道。自明初琉球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后,中华传统文化东被琉球主要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的传播、琉球对华外交活动中的文化受容、“闽人三十六姓”的播迁与久米村来华留学生的习传等三条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王国的交流与传播,是中琉五百多年友好关系的发展与琉球王国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可为当今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明中后期琉球商人在海外白银内流中的作用

明朝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国,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积极在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促进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16世纪初期,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贸易活动,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治治之:明朝崇祯年间对永顺、酉阳土司纷争的管治

处理土司之间的矛盾纷争是明朝管治土司的重要内容。崇祯五年(1632年)永顺宣慰使彭元锦被人谋杀,他的孙子彭弘澍继位。酉阳土司趁机联合保靖土司以缉拿“真凶”为借口攻击永顺土司,永顺新任土司彭弘澍上奏朝廷请求处置。明朝廷接报后立即派官查勘,但由于酉阳与永顺土司之间既是姻亲又有宿仇,因此整个事件表现得错综复杂。明廷用了五年时间,最终秉持“不治治之”策略,以永顺、酉阳土司签订盟约和解结案。此次事件是明朝后期处理土司纷争的重要个案,其中体现的“不治治之”策略对于理解明朝的土司制度以及明朝土司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

耶稣会士邬若望于1616年抵达中国澳门,是第一位踏足中国的克罗地亚人,也是中东欧地区最早的来华传教士。但是由于其在华时间不长、成就不显,历来鲜为汉学界和学术界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新旧材料加以勾连、分析和运用,力求详细而准确地还原邬若望的生平和在华经历,展示其作为克罗地亚人参与中国与中东欧文化交流的过程,以为学界进一步认识和研究邬若望提供参考。

灭法与护法——论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事件

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往学界往往对此次事件持较为负面的评价。实际上,准噶尔部入藏不只是一次给藏传佛教宁玛等派带来灾难的灭法事件,也应该被视为一次维护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护法运动。准噶尔人对护法有着强烈的意愿与动机,并在入藏后采取宗派迫害、整顿戒律等诸多措施来弘扬格鲁派教法。而以往所谓准噶尔人的一些暴行,如致使僧人锐减、在藏区烧杀抢掠等等也都还有待商榷。只有在对歧异的史料去伪存真,并对史料之所以众说纷纭的深层原因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准噶尔部入藏的护法性质。

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与元、清二朝相较,明朝治藏明显不具有元之刚性,其制度也不如清之严密,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致之之由是多方面的,明朝面临的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格局和统治民族主体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

尽管在朱元璋的蒙古观中仍然宣扬蒙汉有别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天命观,但同时强调"华夷一家"、汉蒙共处。总体而言,朱元璋的蒙古观是宋辽金元特别是元朝大一统之后中原农耕民族民族观的反映,也是十四世纪中国民族观发展的表现。

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青地区格鲁派寺院势力的扩张

17世纪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并以此作为根据地,通过武力征服,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和硕特蒙古尊奉藏传佛教,支持格鲁派,其对青藏地区的统治,不仅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也促成格鲁派寺院势力在甘青地区的急剧扩张,既大大改变了明末清初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甘青地方社会。

明初中越关系史值得研究的一位人物——黎澄

在15世纪前期复杂多变的中越关系史上,黎澄(胡元澄)的一生和其官宦生涯历经变故,跌宕起伏。他先是越南胡朝王子,官居高位,后降于明朝,因献"神枪法"、督造火药兵器,为宣宗和英宗器重,以明朝廷臣终其生。他为仕颇有政绩,也是火器专家、文学家,著《南翁梦录》传世,对中越两国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诸多贡献。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明代草原法的文化解读——以《蒙古-卫拉特法典》为主要法据

明代草原法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特指北元时期蒙古族的游牧法,其法源根植于蒙古族毡帐百姓和森林部落的社会生活条件和法制传统。明代草原法多样性的形式渊源有习惯法、地方性法规、部族法规,其代表作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俺答汗法典》和旧《察津.必扯克》,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卫拉特部落的历史和文化根轴条件。而《卫拉特法典》则是卫拉特本土法治经验的整合,它彰显了跨越时空的法律文化价值,因而更具游牧民族生态成文法典的特色。

安南莫朝与中越关系制度的变化

安南莫朝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后,带来中越关系中诸多制度上的变化,包括册封称号的降格,册封制度的降格等。这实际上反映出明朝后期以来中国不愿干涉越南内政,而以外交制度作为调整中越关系的手段。莫朝以来中越朝贡次数的减少,则反映了中越朝贡制度的政治属性。

明朝前期安置蒙古等部归附人的时空变化

明代对蒙古人为主体的北方等部归附人实行积极的招抚和安置政策,大量蒙古等部人前来归附,政府多将他们安置在明朝本部,但在安置地域上屡有变动。洪武时期经历了由北方沿边、京师和部分地区集中安置向全国各地分散安置的过程,永乐以后,在"自愿奏请"的条件下,形成了京师集中安置的新模式。以后诸朝,承此精神,主要以都城为中心来集中安置,但在南京和北京之间屡有调整和反复。成化以后,来归人员日益减少,安置地也主要移向江南地区。永乐朝的安置模式及其体现的保护和优待精神对以后诸朝有重要影响。

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

文章运用政治互动的概念与模式,对明代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的状态重新进行剖析与解释,认为明朝与蒙古之间形成了武力对抗的互动模式,与藏区形成了政治招抚的互动模式,并对这些模式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动因、互动的内容进行了探究,尤其注意蒙古和西藏方面对中央政府治理蒙藏政策的反应与回应,以期探查相关政策实施的效果,探索和总结明代治理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成败与得失。

陈诚西使及洪永之际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陈诚西使是 1 5世纪初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但至今仍存在不少隐匿不清的问题。本文根据近年新发现的陈诚自述材料 ,对陈诚西使的次数、时间、活动等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并对所涉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