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能动司法视野下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

能动司法要求家事司法除了从法律上处理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外,还应当发挥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就是家事司法所发挥的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修复或重建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的作用。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是独立于纠纷解决功能之外的家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确立是应对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和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要求。为实现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必须将能动司法理念贯穿于家事司法的始终,要求法院将人际关系调整贯穿于家事司法全过程,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家事司法中当事人人际关系调整,采用家事调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心理疏导等多种机制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调整人际关系,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环境公益诉讼与能动司法的价值关系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与能动司法理念在环境司法保护领域具有较强互动性,两者在预防性、公众性、协同性等价值观上具备共性,但实践中两者仍存在价值关系差异化,主要表现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空白、形成公众生态保护合力的渠道受阻、生态修复金全过程管理协同性薄弱。因此,司法部门需要能动地过渡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规定、能动地拓展公众生态环保合力渠道、能动地探索生态修复资金司法协作方案。司法机关在推进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人员、理念实质融合的同时,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生态优美环境的期盼,以高质量现代化的司法服务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司法解除的困境因由和路径优化

拟制血亲亲子关系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承载相同的法定权利义务和社会期待的养老育幼功能。然而,不同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拟制血亲亲子关系恶化到父母子女无法共同生活时,可以通过诉讼解除关系。当前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和继父母子女关系,其规制的理论依托体系欠缺,内容抽象零散,导致司法实践处理养父母子女和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时无据可依、无章可循,类案异判和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当前纠纷主要集中在子女成年后,可分为三类:养父母子女关系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关系解除后的经济补偿的标准。婚姻、收养、继承等相关规定法典化后,亟待在体系视域和家庭价值引导下,就拟制血亲亲子关系的诉讼解除及其引致的身份和经济纠纷形成指导原则、价值导向和具体规则,优化司法解决路径。

认罪认罚抗诉:立场偏移、问题厘析与制度因应

实证表明,认罪认罚抗诉的监督纠错功能正逐渐退化,对抗属性愈发强烈。认罪认罚抗诉的对抗属性主要存在于反制型和争议型两类抗诉中,前者是控方对“失信”被告人施加的程序性制裁,后者源于控审关于从宽程序话语权归属的分歧。认罪认罚抗诉在实践中存在抗诉权力失范、诉讼效率克减、二审裁判失衡等问题。为此,需从诉前、诉中、诉后三个维度维护认罪认罚抗诉程序的运转秩序,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与二审程序救济价值的平衡。具体而言,应规范抗诉启动程序,推动检察抗诉回归监督本位,避免抗诉权的不当扩张;建立二审分流机制,强化控辩二审协商“合意”,简化二审审理程序;明确二审裁判标准,厘清控审权力边界,实现裁判统一。

论亲子鉴定申请司法审查要件的检视与完善——基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展开

亲子鉴定申请的司法审查与程序启动涉及子女的切身利益,其对于血缘真实主义的价值追求应受到限制,且以子女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量因素。从亲子鉴定申请司法审查要件的适用现状来看,其存在一般性审查要件的适用刚性不足、对于子女利益保护的司法审查缺位、“欠缺合意型”申请的审查要件适用紊乱等问题。为贯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有必要明确程序性要件、证明必要性要件在亲子鉴定中的适用内容,并规范法院的审查行为。同时,应将子女最佳利益作为独立的审查要件,明确其评判与确定要素,加强对8周岁以上子女的意见听审,并通过引入程序辅助人制度保障子女的意见表达。对于“欠缺合意型”的亲子鉴定申请,需论证“提供必要证据”作为审查要件的正当性,并将其证明标准合理设定为“存在合理怀疑”。

备案审查制度在香港地区的运行空间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强调要在香港地区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但如何能让一项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的监督制度有效嵌入香港法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难题。在香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为了弥合两地法律监督理念差异,立法者引入“分工负责审查模式”、通过对“审查依据”“审查对象”“纠错方式”的三重设置,将备案审查在香港地区的功能框定在一个重要但有限的范围。作为香港地区法律监督制度的一环,备案审查在实践中需要同时处理与“行政长官立法监督权”“香港法院司法审查权”“香港原有法律监督权”的三重关系,复杂的制度间博弈影响了备案审查预设功能的展开。备案审查制度功能在香港地区的强化可从前后两端着眼:一是加强与行政长官的沟通,实现对立法草案的控制;二是构建纠纷解决程序,处理备案审查与司法审查权限交叉的疑难情形。

强制执行公证司法审查问题研究

强制执行公证司法审查规则目前尚不清晰,对于债权基础法律关系、执行证书、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审查以及如何审查等问题远未形成共识。债权基础法律关系不应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原因在于对其审查缺乏规范依据和实践认同,也不符合审执分离原则要求。对于执行证书的审查,由于涉及审查机关的职能重复,且最后要以法院判断结果为准,因而双轨制审查模式并不足采,执行证书制度应予以废弃。对于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民事诉讼法》第238条“确有错误”虽然被《公证执行规定》限缩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但由于执行阶段对于程序错误情形的判断十分困难,可以变被执行人异议模式为法院立案审查模式。通过执行立案对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审查,保障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力,确保审执分离原则要求得到贯彻。

道路交通事故中驾乘关系分析判断

确定驾驶关系,方便交警等相关部门能够找到车辆肇事者进行后续追责及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判定依据:通过车体痕迹、人体痕迹、路面痕迹等其它痕迹的综合分析,最终作出驾驶关系的判断。

高校教育惩戒权法理依据之反思与修正

传统观点认为,高校惩戒权是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一种非对等性权力,这种权力排除了被惩戒人的人权保障及司法救济。该观点显然与依法治教的顶层设计不符,也无法解释当前行政权、司法权对高校管理权的介入和干预。从法律关系上来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具有内部性,应定性为特别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理论二分下,教育惩戒权属于行政处分,应当依据行政处分的基本法理来行使。但这种行政处分与《公务员法》中的行政处分不同,可依据是否“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对学生有重大影响”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可提起司法救济。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推进,是当前司法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其目的在于建构现代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审判中心主义表面指向审判,实则统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检察工作贯穿刑事诉讼的始终,对其职能范围与职能关系的调整不仅是改革的要求,也直接关系改革的成败。为顺应这项改革,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应加强公诉与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工作的引导作用,创新职务侦查案件的侦查模式与理念;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应加强对案件的实质性审查,并提高公诉人员的出庭技能;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应大力提高侦查监督的实质化程度,严格审判监督职能的适用。

生态文明与司法文明的辩证关系——兼论司法文明的生态化回应

生态文明的本质和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生态文明的界定应以此作为逻辑起点。从共时性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和司法文明同处于现代社会文明的整体框架之下,二者表现出差异性和同一性相统一的关系。无论从自然对人的先在性理论视角还是从保障人权的司法实践层面,生态文明均为司法文明的基础,并拓展了司法文明的内涵;而司法所特有的秉性决定了司法文明是维护和推进生态文明的基本方式。应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司法观念的生态化转变,并通过对司法制度的创新和生态型法官队伍的培养,充分发挥出现代司法对生态文明建设之独特功能。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关系之考量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产物,因其自身技术手段应用的结果被理论与实践模糊与混用而衍生弊害,影响了"侦查的科学化"、制约了"审判的科学化",甚至阻碍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深化。对其模糊而混用的成因与流变进行追溯、考察发现,对它们在技术涉及的范围、可靠程度及其结果的功能上的差距,应当予以区分。在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过程中,除应对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在理论上作出初步界分外,还需要建立司法鉴定技术准入制度及淘汰制度、刑事技术鉴定向司法鉴定的转化机制以与之调适。

指导性案例与规范性司法解释关系的实证考察——以刑事司法为例

定义指导性案例与规范性司法解释关系的区隔说、混同说和折衷说均不足为取。区隔说在强调二者规范歧义的同时,轻怠了其效用上的相似;混同说虽关注二者表述上的一致性,却遗漏了其内容中的差别;折衷说对前两者进行修正时,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实证表明,指导性案例与规范性司法解释间无法用单一型关系做定义。形式上,二者均表现为抽象的裁判规则;内容上,二者存在重合、补正和区隔,而互补是其主要方面。纵使指导性案例与规范性司法解释在规范价值上并无二致,但其均未能对法官忽视裁判说理性的积弊纠偏。因此,将案例解释法律、补充司法解释作为制度的基本定位,借助指导性案例适时填补裁判规范的未尽之处,才是厘清二者关系的因应之策。

警检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尽管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警检关系存在三大模式的分野,但各国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既存在形式上的分工关系,又具有实质上的合作关系,只不过三大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说来,英美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判程序,而大陆模式、监督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前程序。但从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来看,三大模式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警检关系开始出现紧密化的发展趋势。

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司法解释的关系——补充说的证成

关于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学界与实务界大致形成三种观点,即取代说、并立说、补充说。取代说缺乏对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互补性的考量,从当前与长远来看,均是不足取的;并立说将指导性案例等同于司法解释,否定了两者在内容与效力上的区别,忽视了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相互转化的紧密联系;补充说从原则上来讲是成立的,但仍需要从刑事指导性案例和刑事司法解释各自优缺点的互补性等细节上予以证成。从实然上来看,刑事指导性案例同刑事司法解释并行不悖,从应然上来讲,两者相辅相成。

刑法解释学的功能主义范式与学科定位

当代中国刑法解释学必须尽快实现由原初的功能主义转向结果与方法并重整全论的功能主义的范式转型,以结果与方法并重整全论、刑法解释方法确证功能体系化、刑法解释结论有效性整体主义、司法公正相对主义为重要创新维度,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理论体系,为切实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必须以“宏观同质、微观互补”的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关系论为基础维持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性,强化刑法解释学的方法论特色,在刑法解释学中要有意识地吸纳刑法教义学原理并促进刑法解释学教义化,从而更进一步充实刑法解释学的理论包容性和诠释有效性,同时在刑法教义学中要有意识地吸纳刑法解释学原理以进一步增强刑法教义学的诠释学方法论内容和动态阐释力。

情与法的交融：司法裁判中适用情理研究

情理与法律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情理是法律的内在支撑,法律是情理在规范层面的升华。由于情理推断契合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情理规则弥补了法律规范的局限性,且情理论证增加了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故而在司法裁判中适用情理存在正当性。基于对古代与当代司法裁判中运用情理的具体分析,指出当代司法实践中适用情理存在"司法裁判背离情理""情理适用对司法独立和权威提出挑战"两个问题。其解决措施在于,通过引情入法、以情释法、合情合理、情法分明等途径,实现司法裁判中情法关系的协调与交融。

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

清代中前期,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演变暗含着两层内容:其一,该司法运作政策的演变暗示着清朝在藩部属国政策上的某些变革,即对藩部实行着统一政策,而对于属国仍实行传统的宗藩政策;其二,该政策的演变同时也体现出清朝对属国的司法运作既不同于近代国际关系上两个平行主体之间的运作,也不同于近代殖民政策下属国的司法运作的特点,它是古代东亚世界里一项特殊的司法体制,既体现出宗藩体制下清方对属国的不平等性,又体现出封建时代天下观下清廷对自身司法权利认识上的缺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前期中朝宗藩关系下司法运作演变的探讨,对这一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从中揭示出这一体制所反映出的法律内涵。

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间的“共议格局”——一种组织社会学解读

当下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公检法三机关的"共议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动,这是三机关在长期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与正式制度相脱离、旨在得到相互认同与支持的行动策略和规则。同样的规范结构、以"成绩为中心"的刑事司法考评结构、对应化与人缘化的组织空间结构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实践中"共议格局"表现为检察机关纠正法院违法适用时的"不确定性"、逆向运转的刑事诉讼程序和稳定的刑事抗诉率。"共议格局"的本质是法院外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故镶嵌其中的法院改革是一种全方位、多主体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这可以从组织互动的角度为司法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及其相关问题

法条竞合只是立法中存在的一种事实现象,对法条竞合关系的判断是一种事实判断。对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遵循充分评价原则,确定竞合的两个法条中那个一法条能充分评价犯罪行为的不法内涵,重法优于轻法不应成为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原则。销售侵权音像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两法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