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回鹘人的中华文化观

大量考古材料显示,回鹘人西迁后,除了继续信仰摩尼教外,从公元10世纪开始,深受吐鲁番本土汉人儒释道文化的影响,积极且广泛研习中华文化,同时也受美索不达米亚东方教会影响传播基督教文化。文章从回鹘人的“儒释道耶”信仰四个方面梳理分析了丝绸之路上的回鹘文化特点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回鹘文化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情结。可以尝试用“东融西鉴”来概括回鹘文化,即向东融会贯通,向西交流互鉴,由此促成回鹘文化的中华文化属性和标识。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反映的初唐时期“三教融会”思潮蠡探

文章以《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论衡相关的佛教文献之间的比较、辑考,探讨了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融会”思想及其对敦煌的影响。文中还对碑文部份缺字进行了辑补。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闻知与体认:论杨慎融通道释的生命智慧

生命智慧植根于中华传统儒道释文化思想,展现了主体在时间与空间中安身立命的多元路径。嘉靖三年(1524),杨慎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永久流放云南永昌,其治学理念与处世价值从对儒学的拥趸转向对道释的融通。他以道释思想重构学术生命理路与身心内在平衡,从闻知与体认两个维度构建支点,实现学问的自洽与精神的自适。在闻知上,他通过老庄思想重塑生命存在观,并援引道释二家对理学与心学进行批评与修正。在体认上,他聚焦道家养性护命思想的诠释,通过任诞行为解构礼教,并对佛教展开具身的再认识,完成了生命境界的超越。同时,杨慎将道释思想融入文学书写,尝试通过文学实践调和儒道释精神结构以达至更加圆融的生命智慧。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王、湛的交往与论辩及其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和湛甘泉虽然同属心学阵营,却对“心”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阳明主张“心体”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统一,而甘泉认为“心体”只能是纯粹“至善”的;其二,二人都承认“本心”的“至善”性,但是阳明主张其“至善”性来源于“本心”自身,而甘泉则主张来源于“至善”之“天理”;其三,甘泉强调“心”是“体万物而不遗”的“大心”,“心”与“物”不存在内与外的分别,阳明则强调“心”在感应过程中的主宰作用。由此三方面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在儒释道之关系和“格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致思趋向。

论圣贤精神在古琴文化艺术中的根脉性作用

古琴文化艺术根植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圣贤精神为古琴文化艺术注入了人文情怀、赋予了思想理念、提供了精神指引。反过来,古琴文化艺术又演绎诠释着圣贤精神,将圣贤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以琴曲予以呈现,使古琴艺术与圣贤精神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古琴文化艺术,随圣贤精神的根系伸展而生长,是圣贤精神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中华传统勇德思想探源——基于儒道释三家勇论的分析

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勇德是人之不惧且积极的生命力量,是一种向善与为善的道德科目,正是这种德性内涵才使其超越时空而备受古今中外推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勇德思想,主要散见于儒道释三家的典籍之中,它们关于勇德内涵及弘扬之道的论述对当下国民道德人格培养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从内涵上看,儒家强调“道义之勇”,赋予勇德以道德德性,将其限定在知与仁的道德阈限内,认为勇德只有发乎仁、合乎知、导于义、成于礼,才能祛其劣性、扬其德性;道家主张“无为无待之勇”,赋予勇德一种顺应自然、遵循本性的自然德性,呈现出向往自由、追求独立、不断超越的行为特征;释家呼吁“放下之勇”,赋予勇德以坚韧、静修、劝善的精神德性,提倡一种放下执念、清心静修、普度众生的出世精神。从弘扬上看,儒家遵循的是由内而外的发现逻辑,而道家与释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生成逻辑。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的儒佛道融合

敦煌契约文书中涉及大量的儒佛道融合内容。三教融合影响了民众的行孝方式,对于民风教化也有积极作用。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虽然一同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敦煌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色还是以儒为主,佛、道仅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三教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使三教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像而有灵:关羽图像演变

三国至五代时期的关羽图像存而不详;宋金元为其多元的滥觞期;明清则是文武并存的人、神、帝繁荣景象。图像是神存身之所,世人认为关羽图像能自我完善保护,有御敌、治病、除恶、帮助科举功名、举子、避水火灾祸、驱邪等功能;以广像、重饰等行为,示其虔诚。关羽图像是造神运动和世俗化过程交互缠绕的结果,经历了由人而神而圣再回复到人的过程,是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相互排斥、吸收和交融的产物;神之灵否与像之优劣及信徒虔诚度成正比;关羽图像分文人画和世俗画,二者共同构成关羽画像的丰富繁荣;其流变是各种艺术交互影响的过程和结果。

“走进去”与“走出去”: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战略研究

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文化战略。讲好儒释道思想故事既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工程。儒释道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命脉,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叙事。一方面,要制定“走进去”战略,系统构建四大儒释道对外话语体系: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中医养生民间话语体系、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制定“走出去”战略,系统实施五大国际传播战略,即儒释道思想语料库建设、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儒释道思想跨媒介叙事、儒释道思想仪式化生活和儒释道思想关键词对外传播。

元代曲先文人盛熙明补考

大量西域籍文人加入汉文文学创作队伍,用自己的写作展现元代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是元代文学文化研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些文人中曲先(今新疆库车)人盛熙明是一位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研究对象。盛熙明在元代西域东迁文人中的独到之处在于:首先,东迁西域籍文人中籍贯曲先的作者見著不多,而盛熙明就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第二,将西域佛教传入庆元(今宁波),与当地佛教融合并留下汉文佛学文学书写著作,目前仅見盛熙明;第三,西域东迁文人中因懂多种语言担任翻译或留下译作者不乏其人,但用汉语写下语言文字文化考述著作并传世者,寥寥无几,盛熙明就是一位。因此文章以盛熙明东迁后的文学书写与相关记载为依据,对曲先籍文人盛熙明进行生平事迹补考,探寻其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及成因、文化才能以及对东西佛教传播交融作出的贡献,多民族一体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事迹由此可见一斑。

论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儒释道文化之关联

敦煌遗书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空白。《茶酒论》作为唐五代时期形成的敦煌写本,通过茶、酒、水相互辩难的故事,深切反映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文化交流融合的社会现实。争论体现冲突,调停彰显融合,《茶酒论》文本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激烈的文化冲突推动着三教合流的进程。基于此,该文将通过对《茶酒论》基本概况的介绍,茶、酒、水与儒释道之关联的具体分析,来深刻揭示《茶酒论》的故事内涵,展现《茶酒论》中的文化融合现象。

论中国传统译论之“信”观

中国传统译论植根于古典文化的沃土之上,受到儒释道思想的侵染,对译文、译者及翻译活动本身都提出了“信”的要求,且内涵丰富:译文之“信”在于做到忠实于原文,译者之“信”在于能够保证翻译的质量,译事之“信”在于达到译以致用的目的。儒释道三家异曲同声、同工论“信”,儒家思想讲求执中致和、至诚求“信”,道家思想推崇易之谓道、变以致“信”。在当代语境中,内涵侧重不同的“信”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翻译。通过追溯“信”的渊源、阐释“信”的含义,可为当代翻译实践中不同类型文本翻译提供理论借鉴和解释。

文明交流与互鉴何以可能?——基于差异性、亲和性与功能分区的实现路径

尽管文明的差异可能导致文明冲突,但是差异本身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立足点,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只有不同文明的他者特性才能实现彼此的互补,产生互鉴的可能。差异是交流的前提,而互鉴则是交流的结果。文明交流互鉴就是从文明的多样性到交流再到融合的过程,最后达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这一过程又必须通过文化的功能分区实现,究其本质,文明交流与互鉴就是从“异”(他者特性)到“分”(功能分区)再到“合”(相互融合)最后到“通”(彼此相通、发展)的过程。

梁漱溟晚年的经济生活(1966—1980)——基于《梁漱溟日记》的考察

从《梁漱溟日记》来看,梁漱溟晚年的收入来源是每月在政协领取的稳定工资,与普通职工相比,其经济条件相对宽裕。他的日常生活支出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开销不大。在维持俭朴生活的同时,梁漱溟购买书籍、订阅报刊,丰盈自身精神世界。面对生活无着的亲友故旧,梁漱溟为之提供接济,使其渡过难关,其资助金额亦显慷慨。在梁漱溟身上,出世之心与入世之举并存,其晚年经济生活充分体现出会通儒佛两家思想的人生态度,淡泊名利、表里如一的高尚人格更是值得钦佩。

儒、道、佛哲学伦理思想对中华武术陶染探微

儒、道、佛三大哲学伦理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中国武术的成长正是吸收借鉴了儒、道、佛哲学伦理思想的精髓与灵魂,使武术从单纯的“技击”功能完善成“育人、育德、修身、修心”等多功能文化体系,这也是中国武术区别于其他武技最重要的文化特质。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对中国武术与儒、道、佛三大哲学伦理思想的关联进行剖析论述,探讨了儒家伦理思想下中国武术“仁、义、礼”的德性本质;道家伦理思想下中国武术“天人合一”的至高追求;佛教伦理思想下中国武术以武修心“明心见性”的修行之路。三者以不同形式带动武术文化的成长却又殊途同归。研究探讨古代哲学伦理思想与武术的关联,为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秩序重建视角下的北宋儒佛关系——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个观点的补充论证

在宋初“以儒为主,佛道为辅”政策的基础上,佛教虽强调自身参与教化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儒、佛对秩序重建主导权的“争夺”。在儒学大兴的背景下,庆历儒者在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否定佛教参与教化的正当性,这是北宋儒佛“争夺”秩序重建主导权的起点。契嵩应时而起,提出儒佛一贯理论,强调“道”的开放性和“心一迹异”的方法,消解了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明确倡导佛教方为教化之本。后来的儒者围绕“道”的开放性和“心—迹”关系的争论显示,“秩序重建”既是北宋儒、佛关系的主题之一,也是超越儒、佛关系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