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党委职能部门是党的工作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系统分析党委职能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机构定位、职能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机构设置上兼具职能型组织和协调型组织双重特点。党委职能部门履行所在工作领域的宏观管理职责和具体管理职责,归口领导管理本系统本领域有职责联系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当前,党委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职责配置不尽合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归口领导管理职责边界未厘清,以及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效能不高等问题。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党委职能部门要合理配置宏观管理和具体管理职能,全面完整履行被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责,提升归口领导管理制度化水平,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党政联合发文“属性论”之争刍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联合发文作为一种既成的制度规范,其数量激增,但在实践运行中涉及备案审查、信息公开时的“归属”问题却饱受争议。为此,国内学界从其发展历程、党政关系、党规与国法、规范适用等维度剖析党政联合发文的性质属性,基本形成了“单一属性论”“双重属性论”“复合属性论”和“回避论”四种分析态势。但任何一种分析态势都难免具有局限性,亟需不断结合理论和实践对其进行反思和完善。基于此,该文将党政联合发文置于特定语境之下,明确其理论前提,结合动态的实践,探讨“属性论”可分析范式的突破。

论党内法规在国家监察工作中的适用

实现依规治党,必须理清党内法规在国家监察工作中适用的相关理论问题。党内法规为何可以在国家监察工作中予以适用,其适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在国家监察工作中适用应该遵循的规则,也就是党内法规在国家监察工作中的适用的制度性基础、效力性基础和具体应该遵循的适用原则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党内法规在国家监察工作中适用的制度性基础是兼具政治性和合法性的国家监察体制;党内法规在国家监察工作中适用的效力性基础在于党内法规作为“法”所具有的法的应然效力和实然效力;党内法规在国家监察工作中的适用应该遵循阶段性原则、让位性原则和对象性原则。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研究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内法规不仅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而且同国家法律共同构成党依法执政的制度依托,形成衔接和协调的辩证统一关系。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是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的,共同体现党的主张,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促进和保障党依法执政。党内法规要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并比其要求更严格才能确保二者协调一致,形成管党治国的合力。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党内法规属性的再认识

软法概念输入之初,学者们关于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已成定论。新近对这一结论的质疑,或是对软法理解的偏误,或是无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效力来源机制的差异,或因误解党内法规自身的严厉性。事实上,硬法范围的特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将党内法规纳入硬法范畴;党内法规调整的特点,也完全契合软法调整的特点。尽管未来有将党内法规作为第三种形态法的理论可能,但目前软法理论依然具有对党内法规性质的解释力。将党内法规视为软法,也更利于科学地理解和解释与党内法规同类性质的社会治理规则。

依规治党中的党员权利问题研究

党员的权利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践行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过程中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党员具有公民与党员的双重身份,因此而分别在国家法与党内法规中享有不同的权利。与国家法以权利为本位的特征不同,党内法规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基于从严治党的客观需要,它更突出和强调党员的义务。这使得党员权利在国家法与党内法规中产生了差异,需要在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协调,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员作为公民的权利,保障党员作为组织成员的权利。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反腐败理论的基本要义、功能优势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法治反腐败”的阶段。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败理论应时代需要产生,为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法治反腐败理论内容广博,基本要义主要包括健全党内法规,完善反腐败的国家法律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强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和国际合作。法治反腐败理论具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功能,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后的理性选择。未来法治反腐败的建设,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强化党的领导,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利用新型信息技术进行法治反腐败。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涵括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出"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的命题,需要我们首先跳脱"国家法中心主义"和传统党建理论的思维定势,立足法治一般规律和中国政治现实,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认识二者及其相互关系。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基本依据和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制度载体,国家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二者存在显著区别,但都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都是治国理政的规范依据,需要遵循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原则处理二者关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是依法执政的现实要求,需要妥善解决二者间不协调、不衔接和不一致等问题。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蕴含的党规与国法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制度支柱。第五次宪法修正案是新时代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宪制变迁,必然会涉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形塑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党的领导"领域的交叉关系,即国家法律抽象确认与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创设催生了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新机制。党政联合制定混合性党规体现出党规国法的"一体关系","留置"取代"双规"等法治先行先试路径彰显出党规国法的转化关系。

论党章的最高效力

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从考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沿革出发,结合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对于党章性质和地位的论述,详细地阐述了党章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党章对于党组织和党员行为所具有的规范作用;基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详尽分析了党章在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根本法规的地位和作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服从党章的最高效力,并不得与党章相抵触;党章作为具有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在约束党组织、党员行为方面具有最高性、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性、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等特征,只有真正地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才能确保党组织、党员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章,按照党章办事,维护党章的根本法规的权威;从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出发,按照"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要求,探寻了解决党章与国家宪法法律不一致的程序性机制:对党章和国家宪法法律作出适应性的修改,使得党内法规既能很好地维护党章的权威,同时又不违背国家宪法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的党章应当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顶端,具有最高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源于应然的法治,即以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良法善治",强调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它是一套蕴含原则、价值、制度和行动等多要素的理论和实践系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时代特色则是以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坚持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实现宪法之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机结合、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之治,倡导社会自治和善用统筹综治,从而让权力依法运行,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保障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中国梦"均得以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治。它是实然的法治,是对近、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党规中的法理

党规中的法理,本质上是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真理、原理和公理。具体而言,二者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党章和宪法的关系中,宪法统领国法和党规,即党章在宪法构建的规则秩序之中,党规制度建设应表达宪法价值,遵循宪法原则;其次,在党规与国家一般法律的关系中,二者应实现功能协调,即在决断权与执行权分离的基础上,党规和国法分别对两种权力加以规范,以达到功能上的协调状态;再次,党规自身体系建设应注重把握党规结构的合理性、立规程序的规范性、立规技术的恰当性以及党规效力范围的特定性,以确保体系的融贯性,保障政党的自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问题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是当前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的论断揭示了两者关系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受到全党关注。应把两者关系提高到协同的高度认识,在对两者协同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同的重要意义,分析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同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效协同机制的对策。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结构耦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就目前而言,党规国法的衔接协调还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强化二者的耦合。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提出的法治对破解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依托作用的论述,应当从“党内法治”视角思考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路径,即在强化党章结构耦合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党规自我优化,并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构建党内法规备案审查联动机制促进党规的自我发展、自我审查,以更好实现党规国法的衔接协调。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应然与实然的冲突与协调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和相互保障的关系。但从微观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一些内容矛盾、衔接不足及转换不畅等问题。为此,可以通过提高党内法规科学化水平、构建协调沟通机制、明确转换路径等途径予以解决。

论“党内法规”的概念

党内法规的"政理"蕴含着理想和目标、性质和宗旨、建设和发展、治国理政以及从严治党等维度。深入研究党内法规的"法理"必须思考和回答有关"法"的概念,"党内法规"概念的特定性,"法""法治""法治体系"与"党内法规"概念的有机统一,以及是否区分广义与狭义的"法"等问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制定主体、体现的意志主张、调整规范的对象、立法技术、适用范围和责任后果等方面有所不同,因而存在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应借鉴法学的立法技术、思路和方法,结合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成功经验和实践需要,对党的规矩、党的纪律、党内法规等概念进行全面梳理,用党内法规形式对若干核心名词概念统一表述、统一界定、统一定位、统一分类、统一使用。建议将"党的规矩"规定为广义规范概念,在党内包括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政策、党的优良传统和惯例等,在党外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社会主义道德等;将"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规定为从属于党的规矩的下位概念,一般不对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做广义解释和使用;将"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规定为并列存在的两个既不完全相同又有相互交集的交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