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合规协同激励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企业是否选择合规是一个典型的权衡问题。现阶段,我国数据合规秩序的构建受困于反向激励欠缺刚性、正向激励供给不足等问题,合规激励机制的孱弱难以促动企业自觉建立全流程数据合规管理体系。法律作为“一套具备激励功能的机制”,应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维度,持续开展数据合规协同激励的体系性作业:厘清数据合规实体标准,以明确数据合规激励措施的适用前提;明晰数据合规从宽的制度原理与实体法依据,以全面释放合规激励效应;增加数据合规程序性激励机制供给,以确保合规激励效果落地。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数据合规领域的呼应与联动,共同打造完备的数据合规协同激励体系。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数据抓取行为的正当性判断——反思实质性替代规则

实质性替代规则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判断数据抓取行为是否正当的基本规则之一。但是,这一从司法审判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规则具有误导性,特别是该规则经过抽象而进入到各种规范性文件中时,这一问题尤其显著。实质性替代规则本质上是对同业竞争、直接竞争关系的强调,这不仅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弱化竞争关系的趋势相悖,也没有对行为的正当性有充分说明。实际上,数据抓取行为的本质是对他人成果的利用,在肯定可以适当抓取的前提下,正当性的基础应当以是否超越合理限度为标准;这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充分考虑抓取数据的数量、数据类型以及抓取行为造成的运维成本等因素。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程序法治

法律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通常应获得个人知情同意。但这既不能彰显个人的自治,也不能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免遭不公。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实质法治,面临着立法者的认知负担过大、用法者的操作负担过大和构成家长主义干预的困境,故应转向程序法治。哈贝马斯的商谈程序法治理论之缺陷一是所预设的独立于政治系统并能对其施加制约的公共领域未必存在,二是国家法未必能够穿透系统的壁垒而左右它们的运作。更为可取的是采纳托伊布纳的商谈程序法治理论,将政治和法律系统难以把握的问题,下放到其他社会系统和非官方组织进行自我规制和自我立法,并由国家法严格规范相关的程序和组织。为了落实这种程序法治,应由各行业组织主持制定有法律效力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由公众代表和专业代表参与制定程序并开放公众参与,并由法院保障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符合国家立法内容、遵守国家法规定的程序规则。

2023年税法研究综述

2023年税法研究在继续深入推进税法领域重点问题探讨的同时,突出对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研究。在税法总论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税法法典化、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在税收实体法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主要税种的法律制度完善。在税收程序法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数字税收征管和新技术在税务领域的应用。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税法完善的视角,对“双支柱”方案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税法问题进行了研讨。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痛点及其应对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品质创新和高效率运用为核心的生产力形态,现阶段,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存在诸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诸多痛点。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司法机关应当牢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知识产权司法理念。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实体法层面的对策包括:避免将惩罚性赔偿当做补偿性赔偿适用,准确理解和适用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坚持体系化思维对待商业数据的法律保护,加大专利、商标无效宣告力度,加大权利无效抗辩和权利滥用抗辩的适用力度。程序法层面的对策包括:对涉互联网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坚持互联网思维;积极适用行为保全制度提高保护的即时性和实效性,加大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大力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为了将这些应对措施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标杆性判决,为各个地方法院提供审判指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商标法》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与模式选择——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是法的具体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对法律的掌握、理解和适用具有重要影响。商标法的根本性质、基本内容及其逻辑结构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商标法的根本性质是私法和实体法,其基本内容既有实体规定也有程序规则,是具有一定逻辑和结构的整体构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法体系结构安排主要存在程序为主型体系结构模式、实体与程序交错型体系结构模式、实体与程序分立型体系结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自制定至今一直采用程序为主型体系结构模式,主要按照商标申请注册的程序而构造,存在诸多不科学之处,其深层原因在于经验主义立法传统的影响以及学术研究的不成熟。立足于我国商标立法现状,实体与程序分立型体系结构模式在体系化、形式理性、实用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我国商标法体系结构的理想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体系结构上仍存在较多问题,建议采用实体与程序分立型体系结构模式重新调整篇章结构,按照“总则—实体—程序”的脉络分别优化总则设置、完善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

从案结到事了: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治建构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重要司法理念和工作目标,旨在破解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高,服判息诉率低难题。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面临着受案范围、起诉条件、有限调解、诉判关系、审判体制、绩效考核、智慧司法、司法能力等限制因素影响。当前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应当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三个效果”内在统一的关系,以整体政府理念为指导,从战略谋划、依法行政、多元化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检察等方面整体推进,最大限度地回应当事人对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多元需求,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目标。

人格权禁令中实体和程序的衔接问题

《民法典》新增人格权禁令,意义尤为重大。但学界对其如何适用却无衔接措施。本文通过对实体法上的权利与程序上的权利对接进行研究,以期完善人格权在实践中成为真正的权利,既确保民法典的有效实施,又能保护人格权,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

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兼谈“重实体轻程序”问题

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关系论是诉讼法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之一,但由于概念不清和视角欠妥,导致各种学说无法为解决"重实体轻程序"问题提供恰当的理论依据。诚然,出现"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具有深层次的复杂原因,但学术研究对此几乎无所建树也难咎其辞。基于此,我们着眼于将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场"的理论,进而分析实体法和程序法各自发挥作用的空间及其功能,得出程序法之功能仅在于保障程序自身的顺利进行,它与实体法的创设或实现并无必然的联系。

历史维度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

在历史中揭示,程序法和实体法共同脱胎于诉讼法,此时的诉讼法是诉未分解时的诉讼法,而现今之诉讼法虽名为诉讼法,实则程序法而已;对民事诉讼中的几组概念的混用进行澄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合理关系是自足与互助的,并质疑时下流行的“层次论”观点。

我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价值实现的支持作用及路径

保障法治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必须借助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持。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助于避免法治在当代中国的扭曲性发展,为法治价值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接受提供良好的社会土壤。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能够修正法治发展的价值偏差,拓展法治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促进各项法治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我们应把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价值联系起来,培养法治价值实现的社会基础;应采取"个人—社会"的法治本位发展路径,在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实现平衡,避免法治价值追求的极端性;应坚持"实质—程序"的正义追求路径,在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取得平衡,实现法治价值发展的理性化和全面性。

民事诉讼标的三大理论述评

诉讼标的理论作为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进程,它决定了法院和双方当事人诉讼活动的对象、诉讼标的的单复数、诉的变更与合并以及既判力的遮断范围。大陆法系的各国学者围绕诉讼标的这一概念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与研究,主要分为:旧实体法学说、诉讼法学说和新实体法学说。这三个学说各有利弊,至今在各大陆法系国家中没有达成一致认为。

纳税人权利保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的立法构建

主权在民理论确立的公民主权所有者地位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政治根基,公共物品理论揭示的税收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对价关系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经济考量,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论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平衡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解读。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经验,分析和审视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不足,从宪政、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对纳税人权利进行立法构建。

实体法:请慎入程序法之域——以民事责任竞合为例

在同一程序中就同一纠纷同时提起侵权之诉和合同之诉的起诉方式(重叠合并)广受排斥,然而实体法并不能为此提供依据。有侵权行为法建议稿中的责任竞合条文虽排斥这种起诉方式,但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从强化论证、法律具有不确定性、一次性解决纠纷等角度看,应准许甚至鼓励这种起诉方式。排斥重叠合并的深层原因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混同。可以在实体法中一并设立程序规范,但前提是已充分了解相关程序原理。

中国劳动教养立法专题理论研讨会综述

劳动教养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进公民权利和人权保护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别是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 ,在日益加强的国际人权对话和交流中 ,劳动教养的法治化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热点。对劳动教养立法的制度设计 ,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基本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此召开的中国劳动教养程序立法专题研讨会和实体立法专题研讨会 ,也是我国第一次劳动教养立法的专题理论会议。

论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为考察对象

在现代社会中,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应该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为着共同的目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互相影响、互相衔接、互相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本文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为具体考察对象,试图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程序的具体构建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民法典时代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是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经历了诸法合体和二元分立的关系模式之后,我国进入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民法典时代。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不仅有许多相同的法律理念,还有不少相同的法律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具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为民事审判提供法律依据的作用。民事诉讼法为解决民事法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和保障民事权利提供了救济渠道。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同源性和共同性决定了民法典的制定对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法典有助于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行,为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绿色化以及适用性提供规范指引,并促进民诉立法、司法的更迭和发展。

重塑程序意识——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本文从法哲学的高度，通过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在实践意义上的同一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以及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现实性与可能性联系等三个方面的论述，阐明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及程序法的重要价值，并对程序法的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提出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的相对性，程序正义包涵着无限的实体正义，程序法赋予实体法以现实的法律意义和现实的实体意义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