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地方国企的“经纪”行为

地方国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行为备受瞩目。在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案例中发现,地方国企展现出桥接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经纪”行为。地方国企代理着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双重利益,桥接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在这之中,地方国企表现出举荐可靠项目、激发致富渴望、监督履行承诺、增进政商沟通等“经纪”行为,为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架起了一座桥梁,促进了双方利益整合。地方国企的“经纪”行为之所以奏效,归功于地方国企在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建立起信任,赋予双方对彼此的主观确定性,从而改变了限制和机会。地方国企也从中谋求到更多的发展机遇。归根结底,地方国企所呈现的“经纪”行为填补了既有制度下连接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的真空。地方国企的“经纪”行为为理解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解释。这一非正式的桥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克服了不确定性难题。

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作用下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异地商会的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实证检验了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加入异地商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代理成本在企业加入异地商会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存在“异地商会—社会资本—代理成本—企业创新”这一链式中介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异地商会数量越多,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非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其发明创新和非发明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

产业创新政策与企业寻租——基于中央与地方政策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2012~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政治锦标赛理论实证分析央地产业创新政策对企业寻租整体影响、作用对象以及规避手段的异质性效果。研究发现:(1)地方产业创新政策能够因地制宜地发挥辖区资源比较优势,激励企业获取长期创新收益而非短期寻租收益,由此削弱企业寻租倾向;(2)信息不对称下地方政府越位行为可能反向制衡中央政府监管并滋生企业寻租空间,中央产业政策会诱发企业寻租意愿;(3)政企关系视角下中央产业政策对企业寻租的诱导作用表现在政治关联企业中,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寻租的抑制作用表现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4)产业创新政策对企业寻租的纠偏作用在低强度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高强度市场分割中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如何释放产业创新政策的生产资源引导作用,实现政府职能定位由“掠夺之手”向“协助之手”转变,杜绝政府和企业间双向寻租提供政策启示。

政企关系、地方性共生与中国的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奇迹"与"类发展困境"并存的"悖论性"现状,应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解读。20世纪80年代计划和市场"双轨"进路的渐进改革,形成了"权力+资本"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结成了"共生关系",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然而,政企关系的地方性共生面临着"诺斯悖论"困境,随着"政策红利"的逐渐饱和,政企之间地方性共生关系隐含的缺陷日渐凸显,经济腐败、环境恶化等各种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加快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结构以重塑政企关系,对中国社会经济摆脱"悖论性"困境、保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转轨时期的非正式产权保护与私营企业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转轨中,产权不清晰条件下的私营企业能够得到发展,是与地方政府的非正式的产权保护制度相关的。文章从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了这种非正式产权保护制度的两种类型,即保护关系和交换关系,指出了这两种关系的形成机理、制度条件、经济作用与局限,认为我国私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从非正式制度保障向正式制度保障的转型是从较高交易费用向较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进化。

观察中国市场转型的一个新角度:地方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伞式”关系

从"伞式关系"的视角探讨"市场转型"中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尽管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但是,在"官本位"和属地经济体制下,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模式特征依然是原有的"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还重要。如何更科学地认识这种"伞式"关系,既要看到它的现实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以便进一步优化各项社会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这种"伞式"关系,是一个亟待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政府、老字号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方面深入思考,探寻有价值的对策。

政治资本、企业评级与政企纽带

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各类非市场力量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通过哪些渠道去发挥作用的,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的回报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利用2007年温州市715家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资本跟在政府主导下的企业评级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资本会显著地影响企业的星级评选结果,进而增强企业跟更高一级政府之间的联系与纽带。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把握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活动的经济动机。

中小企业关系型贷款定价行为研究——以江苏省某国有银行县级支行为例

本文运用关系型贷款理论,以江苏省某国有银行县级支行为例,对基层地区中小企业贷款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有:第一,在地方信贷市场上,关系对贷款定价具有明显的影响,且关系越久,贷款利率越高;第二,企业的其他贷款行越多,贷款利率就越高;第三,企业年龄、资产规模、速动比率以及抵押方式等对贷款定价均存在一定影响。在垄断性信贷市场上,与银行关系长久的企业可能遭遇较高的贷款利率。应积极促进地方信贷市场上的银行业竞争,并将国有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信贷决策权下放,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

石油企业与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研究

我国石油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石油企业相对地方经济超前发展有其先天优势条件和客观因素,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长期看,只有从规范油地区域分工、互补功能、互惠共赢的全方位视角认知由石油企业拉动地方经济组合联动的模式切换,驾驭产业和城市的协调发展,突出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才能实现油地区域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定位与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传统企业制度在单位制的束缚之下,不仅扼杀了自身成长的活力,而且也扼杀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因此在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研究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定位尤为重要。其因为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未完全建立起来,作为企业重要发展动力的社会也未完全成熟,企业与社会的双向亲和关系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制约了二者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市场分割、政企关系与异地市场拓展

中国的市场仍旧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割,如何突破这种市场分割到异地拓展市场是企业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省级层面或国家层面进行宏观分析。文章创新地从政企关系视角入手来考察市场分割情形下微观层面的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也是首先把市场分割(和异地市场)分为省内(本市外)市场、省外市场和海外市场三个不同层面来研究的论文。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个体层面检验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可能。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分割确实阻碍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但这仅限于省内市场而不是省外市场。此外,市场分割是有方向性的,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市场里走出来的企业更容易拓展异地市场,但此结论仅适用于国内市场拓展而不适用于海外市场拓展。良好的政企关系是有利于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但仅限于省外市场,对省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是无效的。文章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并分析了对于企业实践的启示。

新中国70年工业管理体制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经历了巨大变化,有力地适应和推动了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文章从工业经济管理与调节的手段、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权利的划分、政府经济与工业管理部门的演化与调整等方面梳理了工业管理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70年来的演进历程。中国以渐进试点的方式来推进工业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党的核心领导始终存在并产生关键作用,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最后,对未来中国工业管理体制变迁的基本趋势进行了展望。

论会计诚信与产权制度

指出了会计诚信危机的根源,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总体思路。

资源型城市新型政企关系研究——以攀枝花为例

我国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都经历了"政企合一"到"逐步分离"的过程,有的在管理体制上至今仍有交叉。在资源型城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本文以攀枝花为例,分析了四者在承接国有企业社会职能、弥补城市建设历史欠账、发展地区经济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为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微观政治基础--基于地方干部激励制度与行为的分析

当前我国前所未有地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强调要建设“美丽中国”,本文在此背景下探讨环境治理的微观政治基础。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中央政府所主导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是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中最为关键的微观角色和执行主体。本文从地方干部治理和激励的角度切入,系统地梳理了针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环保考核制度的演进过程,基于经济学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绩效。首先,本文在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地方干部治理影响环保绩效的理论逻辑,强调了央地关系之下地方政府干部对辖区内环保政策和措施的主导作用。其次,本文从干部的晋升、来源、任期、更替和关系等角度综述了相关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下,地方领导干部能动性和策略性地执行中央的环保政策,以完成中央分配的环保任务,最大化本辖区的经济利益和自身的综合效用。这意味着,政府要实现多个维度上的任务目标,实在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仍需不断推进。中央应当进一步借助法治制度和数字技术等手段,增强对地方领导干部激励和治理的约束力、合理性和精准度,加快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重塑会计诚信与国有企业退出

中国会计面临着诚信危机的严峻挑战。会计诚信危机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委托人虚位,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则成为这场危机爆发的诱因。国有企业退出有助于实现企业委托人实位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退出也是重塑会计诚信的一项重大举措。

信任环境、政企关联与企业捐赠——基于企业所有权的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企业所有权视角对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且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显著负相关,即制度环境的改善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捐赠的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但在根据控股股东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上述现象仅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政企关联削弱了信任环境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加剧了捐赠的代理问题,但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非国有控股企业之所以甘愿承担政企关联所带来的更严重的捐赠代理成本,原因在于其主要想通过政企关联来发挥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以达到获取政府补贴的目的,而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并不存在。

我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方向

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法人治理出现的前提条件。尽管我国民营企业以家族式的治理模式在国民经济转轨过程中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化、委托代理关系缺失,所有者与经营者不能相互制衡,从而阻碍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进行产权制度创新,构建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国家审计覆盖率与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来自地方审计机关的经验证据

基于审计全覆盖实施的背景,以地方审计机关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审计机关不同维度覆盖率对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审计单位覆盖率和审计内容覆盖率,经济责任审计覆盖率对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国家审计机关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除了直接纠偏外,国家审计覆盖率主要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政企关系而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具体作用机制表现为:一是国家审计覆盖率的提升通过缓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地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二是国家审计覆盖率的提升通过强化权力监控降低了政府不当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效率损失。

构建川南页岩气勘探开发和谐企地关系的思考与建议

川南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和谐的企地关系的保障和支撑。当前,川南页岩气在勘探开发过程中存在企业管理不规范,利益冲突导致企地博弈加剧等问题。提出川南页岩气企地关系发展将经历矛盾共处、命运共担和利益共享3个发展阶段,建议建立企业内部高效运转的管理机制、协调有力的长效沟通机制、中央与地方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企地共荣共生的长效共赢机制。构建川南页岩气产区和谐企地关系要以"贯彻国家能源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为最终目标,以"协同推进、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建议构建三级问题处置模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社会经济建设"三促进"发展模式,支撑川南页岩气快速高效有序上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