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体有用:赵翼辽史学研究

清人赵翼关于《辽史》纂修的研究涉及其史源、纂修过程、纂修官、体例、内容的优缺点和史法。对于《辽史》的不足,赵翼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探讨,主张直笔和简洁的纂修思想。其对辽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治,尤为注重治乱兴衰。受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影响,赵翼提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格局,树立起较为客观的民族观和疆域观。

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伴随巴彦塔拉辽代遗址的发掘过程进行了植物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大麦、荞麦、大麻等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锦葵科等植物种子。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及遗址出土相关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兼营牧业。

小兽伏虎故事的域外来源及异国情调

清代小说屡述小兽驱虎、杀虎的故事。唐宋元明人笔下已写到小兽食虎,以假虎烘衬真虎之威,往往以“大兽”(虎豹熊象)为参照,突出小兽(狮子)的某种独特之处。值得关注的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母题所昭示的那缕缕引人入胜的“异国风光”。远国贡兽,被认为是外夷借此向中原示威挑战,明代则被表现为向中原王朝称服。《聊斋志异》以此突出“虎”在“小兽”面前的懦弱,是蒲松龄民族意识的曲折表现。

赤峰地区辽代、清代时期的佛教寺庙文化调查

佛教传入北方草原地带,始于匈奴时期。此后统治北方的各个民族都推崇佛教。由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推崇,辽代以及明末清初,佛教在赤峰地区的传播形成两个高潮,寺庙作为佛教的载体,在赤峰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通过对赤峰地区佛教寺庙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发现,今天藏传佛教寺庙文化存在着喇嘛人数少、年龄结构出现断层和呈年轻化趋势;喇嘛的生活比较世俗,思想观念也比较开放;宗教活动少,仪式简单,而民俗色彩浓郁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婚姻对男性死亡风险的影响——立足于对清代辽东旗人社会的考察

利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CMGPD-LN),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和logit模型,研究了1749-1909年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男性的婚姻与死亡水平、死亡风险的关系。婚姻对于男性具有保护作用,在婚男性的死亡风险要低于不在婚男性;logit模型结果表明,未婚和丧偶男性的死亡风险要显著高于初婚男性,中青年未婚男性的死亡风险高于初婚男性,而老年未婚男性的死亡风险比初婚男性低。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论《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索隐派——《聊斋发微》

问恨生的《聊斋发微》是聊斋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将《聊斋志异》全书的内容分为"悲种"、"愤势"、"嫉富"、"贱士"、"尚侠"五例。其中"悲种"为全书之主脑,其他四例皆由此生发。《聊斋发微》有着明显的"索隐派"作风,将《聊斋志异》中的狐视为胡,认为书中的鬼狐与人的恋爱传奇隐喻着蒲松龄的反清思想。《聊斋发微》的主要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其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作者的民族偏见与相关知识的欠缺,但书中的某些观点对于今天的《聊斋志异》研究也有所启发。

契丹辽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

为了对五代十国时期契丹辽朝与南唐的交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梳理和分析史料的结果表明,“高霸事件”是双方交聘前期的重大事件,“清风驿之变”则是双方交聘后期的转折点,它们是对双方交聘目的、内容、地位和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这对于准确把握双方的关系,以至客观认识契丹辽朝的中原政策很有帮助。

松锦之战后的明朝辽东边防

松锦之战失败后,清军在锦州屯驻军队,步步紧逼,明朝在辽东前线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双方展开了一系列攻防较量,先后发生了两次小规模的战争和若干次的侦查骚扰活动。明朝丧失了四座城池,造成了宁远孤悬关外的态势,明清双方的力量消长,预示着明朝的灭亡和清军的即将入关。

辽东太守刘庆忌略考——两汉东北地方官员考系列之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汉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宗正刘庆忌被贬任辽东太守,前人对这一任辽东太守的认识仅限于此。史籍所载西汉宗室名庆忌者共有四人,经考证可知任辽东太守者为楚元王之后裔——阳城厘侯,主要生活在元、成两朝,曾官至宗正、太常等要职。今见《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所记其卒年早于其任辽东太守的时代,应是文献传抄误漏所致,鸿嘉元年贬官辽东的事实可以信从。

清代俗曲文献遗存诠略

"明清俗曲"产生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和清代,是明清时期音乐文化的杰出代表。按照俗曲在清代的发展特点,可将其文献梳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代初期,以蒲松龄的《通俗俚曲》、郑板桥和徐大椿的《道情》为代表,尤其是蒲松龄所用的15种通俗俚曲和50多个曲牌,展示了清代初期俗曲发展的基本面貌;第二个阶段是乾隆时期,俗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艺术化程度更高的时期,不仅自身出现了套曲化、集曲化和表演形式的丰富化现象,而且还向曲艺化、戏曲化、器乐化发展,这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窥见其端倪;第三个阶段是嘉庆至清末,这一时期俗曲不仅在内地广泛传播和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较大的发展。同时,俗曲以强劲的势头进入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和器乐领域,为我国民间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今日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留下非常丰富的遗产。

廖平的《左传》研究

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晚清学术在今古文学的激烈冲突中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左传》研究一直是核心的内容。晚清《左传》研究主要呈现出刘逢禄、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与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两大学派争论的态势。廖平的《左传》研究,与两派的学术路径既有联系,有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特色,在晚清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值得关注。

清儒黄百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以《宋元学案》为中心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通过评论宋元儒学阐发了自身的哲学思想立场。在宇宙本体论上,黄百家继承刘宗周、黄宗羲的理气合一论,以气作为构成天地万物之实体,以理作为气之本质属性,批判了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在人性论上,黄百家继承刘、黄二人的性气合一和性善习远说,主张性与气质均为善,而恶来自后天习染,批判了程朱以善恶区分性气的二元论与变化气质说。在道德观上,黄百家回归到先秦孔孟仁说,在程颢识仁说基础上,继承刘、黄二人的道器、性情、仁爱合一论,主张于人性之本源(孝弟)处求仁,批判了程朱的性情、仁爱二元论。在修养工夫论上,黄百家在以心学为本的同时又折衷朱陆各派思想而会归于一,体现了清代浙东学派一本万殊的思想立场。

廖燕杂剧创作论略

廖燕生于清朝初年,饱读经书,却屡试不中。最后只好放弃举业,厕身私塾。他长于诗古文词,更有传奇杂剧《柴舟别集》。《柴舟别集》共分《醉画图》、《镜花亭》、《诉琵琶》、《续诉琵琶》四种,是各有一出的短剧。这些作品在当时虽然不一定适合舞台演出,但都特色鲜明,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是岭南文化艺术大观园中的一支奇葩。

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宿命意识——以《聊斋志异》中的果报不爽模式为例

果报不爽思想是人们对坚守、践履善德予以鼓励和奖赏的空幻的宿命性许诺,其本质是道德宿命意识,具体表现在古典小说果报不爽模式的德行之因、福祸之果、果报相继不爽及其主宰力量上,因为展现德福相配、人际和谐、世俗幸福等,道德宿命意识也具有审美特质,《聊斋志异》中的果报不爽相关篇章对这些的表现较为集中细致。此外,《聊斋志异》部分篇章、情节以心理情感为依据,突破了道德宿命意识,有的还达到了理想的自由境界。

明末清初战争对辽西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影响

辽西处于东北与华北交汇的前沿,是东北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明末清初在这里努尔哈赤发动了广宁之战、宁远之战,皇太极发动了燕京之战、松锦之战,长达二十余年战争不仅战时造成了这里土地荒废、自然资源耗损以及人力资源错置,而且战后留给这里平原地带的则是荒城旷野,留给这里丘陵地带的则是废堡荒原。更为严重的是明末清初战争导致了辽西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中止,使生态环境几近跌回自然状态。

湖北巴东任家坪遗址第一、二次发掘

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和巴东县污水处理厂的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队对任家坪遗址先后进行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这里报道了这两次发掘发现的商周遗存和明清墓葬。

清代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特点及成因

依据清代朝鲜贡使《燕行录》中有关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记载并结合现代气象学知识,初步得知清代辽西地区共发生沙尘天气94次,在对其进行梳理后,既发现这里沙尘天气具有季节上集中性、地带上多发性和周期上变化性的特点,又找寻到冬春季的多风与干旱、疏松细软的土质和柳条边外的风沙是导致这里沙尘天气出现的原因。

从《元亨疗马集》、《活兽慈舟》看明清兽医学发展特点

《元亨疗马集》和《活兽慈舟》是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兽医学古典文献,该文献对于畜禽的外貌鉴定、饲养管理方式及疾病治疗等方面都有着独特见解,其中兽医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通过比较《元亨疗马集》和《活兽慈舟》在记述特点、兽医学理论、动物针灸疗法、牲畜疾病及药方等内容上的不同,不仅能够发现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更能够梳理明清时期中兽医学发展的脉络。

内蒙古金代两家子堡址植物浮选结果及分析

本文通过对兴安盟两家子堡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其从事着多品种的农业种植制度,并符合以粟为主,以黍、荞麦和稗辅之的典型旱作农业系统特征。浮选所得材料为1号院落属性的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认识和复原该遗址甚至是金代北方地区的生业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植物考古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