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心城市偏向的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失衡问题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在利用熵值法测算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96个城市市场型功能、非市场型功能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失衡度指标,实证分析中心城市偏向对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失衡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偏向降低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失衡度,政府偏向则加剧二者的失衡度;中心城市偏向通过城市开发和公共服务建设影响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失衡度;不同区域、不同市场化程度和不同规模城市间中心城市偏向影响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的失衡度存在明显差异性。通过将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作为中心城市偏向的外生冲击检验,发现撤县设区强化了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失衡度,为深入理解中心城市偏向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

行政区划调整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撤县设区”的经验分析

行政壁垒导致的市场分割是制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行政区划调整须促进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才能有效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撤县设区”弱化了被撤并县域与市辖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可以促进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外部融资增加,并通过产业集聚的竞争加剧效应和创新成本降低效应激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采用2011—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研发强度和专利授权数的增长,其中存在“撤县设区—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促进地区产业集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3条影响路径;“撤县设区”的民营企业创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撤县设区”促进了二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但对第一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具有负向影响;“撤县设区”并未对周边未撤并县域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应将构建统一大市场作为重点工作,营造更为开放公平共享的市场环境,并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中国式行政集权的企业减排效应——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微观分析视角

基于1998~2013年中国1014家工业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来识别市县间集权式改革的环境管辖权上移对企业排放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于解决分权体制下属地化管理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负外部性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实证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会增大企业COD去除量和减小SO_(2)排放量,说明了该改革起到了对企业排放行为的约束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减少企业产量两条路径来达到减排效果.异质性分析表明,撤县设区改革的企业减排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南方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结论通过了区县数据替换、删除特殊样本以及使用县与市中心距离的工具变量识别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由此,应该设置合理的奖惩措施,保证地方政府科学落实改革方案,并对北方地区进行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关注小型企业的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的资金人才扶持.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吗

文章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政策实验,使用一种纯数据推动的合成控制评估思路,分析了政府推动型城市化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推动型城市化,在大多数地区发挥了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和援助作用,但是短期内未能带来人口的实质性城市化;(2)在影响渠道上,这一城市化进程增强了县域财政的收支能力,同时强化了辖区政府在公共服务事务上的支出,进而发挥着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在政府推动型高速城市化背景下,需要警惕假性城市化及延缓县域经济发展的双重隐患,过快或干预过多的城市化模式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体系构建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为例

通过"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形成的新市区,一般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具有明确而独立的中心、特殊区位和发展动力、乡村空间为主的非均质区域等特征。在区划调整中这类地区出于新老两级体制交替、磨合和稳定的考虑,通常会设定一定时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延续原有权限,由此带来规划管理体制的"市、区二元"结构、规划成果的"多头规划"与"规划打架"、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分立"等矛盾。本文以这一特定地区的城乡规划体系构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以管理需求为导向、以地域分类为基础、以规划成果分类为路径、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落脚点"的城乡规划体系构建思路,最后以南京市六合区为实例进行了探讨。

“撤县设区”能促进区域发展吗——基于浙江省1993-2013年县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在县(区)域经济领域十几年研究成果的梳理,整理浙江省原69(现58)个县(市)近30年经济发展的数据,对县域经济进行规模分析和产业结构分析。首次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改进,把技术增长中重要的因素,即劳动力要素的受教育程度内生化分析,并运用该模型对县域经济和"撤县设区"后区(以余杭市等为例)经济作对比研究,证明"撤县设区"的政策并没有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市管县体制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新地级市设立后市辖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水平协同发展,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市管县体制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夜间灯光和经济统计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方法评估1993—2007年市管县体制确立过程中新设市辖区的发展绩效。结果显示:第一,市管县体制的确立对新设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市管县改革一方面促使新市辖区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实现了地级市中心城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集聚。市管县体制的确立使新地级市政府成为完整的行政主体,其经济发展主动性显著提升,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了中等城市化初始集聚过程,形成了产城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这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逻辑。

宜宾市“撤县设区”背景及影响分析

"撤县设区"作为一种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宜宾市"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扩大了市辖区规模,促进了政治区和经济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宜宾市"撤县设区"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探讨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宜宾市的双重影响,提出在实施该政策过程中的改进措施,为促进宜宾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健康生态学模式下的健康促进县(区)建设分析——以江苏省姜堰区健康促进区建设项目为例

目的对江苏省姜堰区健康促进区的建设成果进行评估,反映健康促进县(区)建设对健康提升的作用。方法以健康生态学模型为指引,运用健康促进的策略和健康教育的手段,开展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健康干预工作。以建设前后健康促进区县的组织管理、健康政策、健康场所、健康文化、健康环境、健康人群六个维度指标的变化情况作为评价指标。结果在组织管理方面,区委、区政府将健康促进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列为年度重要工作目标;各级各部门积极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紧紧围绕本部门、本行业的特点制定了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健康环境的13项评价指标明显改善;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吸烟率,超重肥胖等指标在不断下降。结论应重视政府层面统筹协调。遵从和实践健康生态学理论模式,形成"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决策环境,从而提升健康促进县(区)的创建成效。

基于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在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层面如何通过有效衔接是任何一个城市交通设计都需要解答的课题.按传统的大增量式建设的方法进行城市交通的管控显然不具备方法上的合理性和不适应撤县(市)设区的社会背景.以济南为例,解读了撤县设区(市)背景下的城市道路的现状和有效衔接的困境.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济南市道路建设和有效衔接的问题,提出对济南市城市道路有效衔接进行整体优化的管控思路与对策.

行政区划调整与“省直管县”的改革思路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逆转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城市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为了应对城镇化的进程,行政区划调整在所难免,各地纷纷加大了“撤县设区”“撤县设市”的力度,这不可避免地对涉及省、县两级政府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梳理了“省直管县”的发展历程,认为“省直管县”改革,要充分考虑城镇化背景下行政区划的调整。并以此为基础,给出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发生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县(市、区)级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前学界对地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发生机制和形成条件的认知仍然不足。对浙江省89个县(市、区)的定量数据进行研究,可以归纳出地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发条件有外部环境激发型、政府条件完备型、内外因素耦合型以及创新持续涌现型等四种类型。外向型经济水平、地区创新能力、政府创新经验、政府工作效率、政府透明度以及官员创新积极性等六个因素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都可能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并不存在必然发挥作用的特定条件。在政府创新过程中,存在环境倒逼、资源依赖、组织学习和主动作为等多种机制,应更多关注条件要素的组态效应而非单个要素的净效应。宏观层面的政策目标能否在基层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在资源条件、发展环境和动力机制上的组合效应。

民国以来我国单名县的置废状况及其当今启示

本文梳理了民国以来单名县的沿革情况。单名县的产生来源有三种,即沿袭清末政区、"划一令"及其后新形成的单名县。部分单名县的裁撤形式包括废县、建制变更和变更县名三个方面。废县有并入或合并两种情况;建制变更具体指撤县改区、撤县设市及改设民族自治县三种类型;变更县名包括全国范围内更改重复县名、个别原因变更县名和变更单名县专名用字三种方式。最后,提出了应当保持政区和地名的稳定;城市化对政区影响愈演愈烈;地名更名工作要充分吸收历史经验;需要处理好城市化发展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二者关系的当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