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墨书“襄人”新说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上出现的“襄人”,学界或以为是胡人,或以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称,尚无定论。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襄人”为人名而非族称,且秦汉简牍与玺印中多有以“胡人”“越人”“赵人”“市人”“央人”“里人”“外人”“圣人”“异人”等以“某人”为名的取名现象。通过考察M3石刻画像主题与墨书“襄人”的位置,结合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榜题、工作性铭文的特点,可以确定M3石刻画像上墨书的“襄人”应为工匠题名,与“胡人舞蹈图”的主题内容应无关。“襄人人名说”可解决长久以来对M3“胡人舞蹈图”上端墨书“襄人”内涵的争论,消除此前各说对M3石刻画像石主题与“襄人”解释之间的抵牾。

儒家“仁论”诠释视角下的清中期汉宋之争

“仁”的概念在儒学诠释中意义重大。孔子立足于现实生活,以“仁礼互释”赋予了“仁”极大的实践意义,但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以及所形成的“六经”为本的诠释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诠释。“比类”与“征实”思维的诠释方法在经典解释中较为重要,二者也体现在汉儒的诠释方法中。一方面,在比类上,汉儒注重“类感”的形象思维,而宋儒发扬了“比类而推”的抽象思维。另一方面,汉代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实证诠释思维即使在宋儒如朱熹者亦有吸收,且对清代汉学立场的经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阮元作为“汉宋之争”的关键节点,对宋学方法的“臆断”之弊与汉学方法“株守”之害进行了反思,但并未完全否定其中任何一方,而是将“仁”的诠释复归到接近孔子本旨、以汉学方法为基而兼重义理、以“通经致世”为宗旨的“实学”实践诠释中。

忧时悼俗 愤顽嫉邪——“嘉靖八才子”任瀚诗歌探赜

任瀚列名“嘉靖八才子”,是明代巴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之一,诗歌深得唐顺之、高叔嗣等时人的赞赏。任瀚诗歌惜多散佚,现存者以七言、歌行居多,在题材上属军事边塞、送别、题赠、怀古、咏怀五类。对边塞军旅的描绘、对权贵面目的揭露、对身世的叹恨和与友人的交游无不体现出任瀚忧时悼俗、愤顽嫉邪的情怀。在艺术方面,任瀚诗歌意象与典故丰赡,尤喜用汉代特别是边关典故,以古典言今事,采用印象式刻画,营造出悲凉清苦的情境。

试论董仲舒《天人三策》对散文经学化之影响

春秋战国至西汉六百多年间,中国继政治之大一统后,思想上一直难以统一。顺应时代的要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解决此难题,儒家“大一统”思想成为了帝国的统一意志。与此同时,对策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思想魅力和文学特色,推动了汉代散文“新儒学”创作立场的确立与汉代文论实用化标准的形成,自此经术文风在两汉散文创作中风靡。

二人台与蒙汉民歌音乐形态分析的比较研究

汉族的山歌、小曲、码头调与二人台有亲缘关系,二人台的大部分唱腔主要来源于地方小曲,发展成二人台的各种板式,如亮调、慢板、快三眼、流水板及快板等。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与毗邻的晋、陕民歌相交融,形成了鄂尔多斯民歌热情奔放、高亢嘹亮、优美舒展、明朗欢快的审美风格。

二重变奏:论明代任瀚的政治人生

本文主要论述了明代任瀚积极求取功名以“用世”,但他为人正直公正,不阿附权贵,当时的政坛没有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客观环境。由于秉公办事开罪权贵,受到打击排挤,不得不“恬退”归隐以获取政治人格的独立,他以各种方式潜在地或明或暗与政治发生关系。任瀚一方面高歌用世,另一方面又浅唱隐退的二重变奏,其“用世”与“恬退”这一矛盾的政治人生态度在他身上却发生了符合逻辑的关联。

论《呐喊》中“真的人”的形象演变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形成了"真的人"的观念。在《呐喊》中,这一文化理念演化成一系列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经历了"真的人"的高端呈现到"真的人"回归民众之过程。这个形象演变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呐喊》中人物形象间的关联,也展示了鲁迅揭露封建文化弊害首在"立人"即塑造"真的人",进而"立国"的内在逻辑理路。

韩树人从肾治咳经验

韩树人教授从事肺系疾病的中医科研及临床诊治40余年,对五脏咳嗽颇有见解。本文对其从肾治咳经验进行总结。

“无任”与“五任”

无任的含义一直是秦汉法制史中的疑难问题。根据张家山汉律中的新材料,就刑徒而言,“五任”是指刑徒原居住地的里正及邻里不少于五人为其出具担保,保证该刑徒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或再犯罪,该刑徒因而获得在服役期间免戴刑具的待遇;“无任”则指无人为刑徒提供担保,为防止其逃跑,而必须给他戴上刑具。

东汉的私学与党人

东汉的私学兴盛,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和士大夫群体的形成。党人是儒学社会化和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士大夫中的精英和党人领袖多出于私学,党人与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研究东汉党人,不能忽视私学的作用。

韩冰教授从任脉论治疾病的经验介绍

韩冰教授治疗妇科疾病有独到之处,尤重视奇经八脉理论在妇科临床中运用。其中疏通任脉法适用于冲任二脉气滞血瘀而致的带下、瘕、痛经等病症;补养任脉法适用于冲任二脉气虚血少,胞宫失养,阴虚有热或气虚不摄而致的病症;补任填督法适用于久病或气血亏虚损及任督二脉而致的腰、耳鸣、遗精、泄泻诸病症。

中唐叙事史诗中“没汉藩人”题材之作的叙事艺术

中唐元、白诸人创作了以"没汉藩人"为题的诗作,塑造了流落中原的胡人形象,表达了追怀盛唐风流、反思安史变乱、痛心河湟陷没的文学意蕴;叙事艺术上在对话体结构中设定评论者角色,采用场景式叙事,形成"极差式"的强对比结构。

任瀚的地方史志思想

本文对明代蜀学家,嘉靖八才子之一任瀚的地方史和方志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他应在明代史学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

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

以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10年代初为界,近四十年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初步反省期,学者论证了《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的观点,否定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实行这一政策的说法;不过,对于这两句话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学者普遍缺乏探索的兴趣。第二阶段属于深入辩论期,这两句话产生了两种用法,贬义用法认为它们在思想上属于专制性质,褒义用法则认为它们是对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恰当描述。对于武帝或汉代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问题,学者提出了多种意见;同时一般不否认班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概括。第三阶段属于学术总结期,有多篇综述发表,有多位学者认为易白沙是这两句话的真正提出者。目前,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有待于形成新的学术共识。

韩氏妇科辨治月经病经验

韩百灵教授涉猎临床的领域颇为广泛,包括内、外、妇、儿等学科,其中尤其以妇科最为擅长,创新性的提出"肝肾学说"这一学术思想,并且发展了"同因异病、异病同治"的中医理念,其辨证论治月经病主要是从调治肝、肾这两个脏腑的角度出发,将临床与辨证论治融为一体,效如桴鼓。韩百灵教授强调中医学当中的理法方药是相辅相成的,理应做到方随法立,药依证选,遵循上述思想理论的指导,创立了百灵育阴汤、百灵调肝汤、育阴止崩汤等一系列方剂。另外,临证中还需要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大法。韩延华教授在总结前贤学术思想及其诊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肝主冲任"这一学说,倡导妇人之病首重于肝,并以此理论指导治疗临床上常见的月经病。

韩世荣从瘀论治、调和冲任治疗寻常性痤疮经验分析

痤疮多见于青年女性、好发于颜面部,影响美观,多数患者存在冲任失调,瘀血内停。本文根据韩世荣教授从瘀论治、调和冲任的理论体系,将痤疮分为冲任失调、热郁血瘀、气虚血瘀、阳虚致瘀血停及痰瘀互结五型,提出寻常性痤疮的治疗应以消散瘀血为主,辅以清热、理气及补气等法,进而达到调理冲任、化瘀行血的目的,冲任调畅、瘀血得化则痤疮得到治疗。

烟尘弥漫的精神寻根之旅——关于肖仁福的长篇历史小说《汉人》

《汉人》是湘籍作家肖仁福的最新力作,作品寄托了作者向历史更深处追溯民族精神之根的愿望,流露出悠远沧桑感,是更深入地贯彻其＂民间＂立场的一种尝试。作品除对官场文化予以富有在场感的辛辣描摹,同时,其写作初衷与文本实况的背离、历史记忆和文学书写的分寸把握等,都体现出以＂民间＂为精神资源的当代官场、历史小说写作的某种实存状态。

从《报任安书》看汉代复音词的发展

本文对《报任安书》中的复音词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按照构词方式对其进行分类和阐释,并与先秦复音词作比较,以期窥探汉代复音词的发展。

司马迁死因之谜新探

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其死因一直是千古之谜。是他杀还是自杀,从历史上的有关论述及当事人的思想性格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探究。

汉代官吏的“不胜任”与罢免问题

“不胜任”原指某物体不能承受其他事物,战国时逐渐成为评价官吏能力无法胜任职位要求的习惯用语。居延地区汉简、两汉传世文献常见官吏“不胜任”的记录,且所指范围进一步扩大,既包括个人能力不够,也包括不作为、健康状况欠佳、性格软弱、考课结果靠后等情况。汉代对不胜任者的处置首先是免职,然后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免除本职而改任他官、免除所有职务等处罚,以免除所有职务最为常见,另外还要对其上级或举荐者牵连问责。其中对软弱不胜任、边地官员不称职处罚较之其他情况严厉。两汉对官吏“不胜任”认定、处罚的细化和差异化,是古代官僚制度本身发展的结果,也是汉代开疆拓土、事功进取时代风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