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术健胃颗粒治疗胃癌前期病变88例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仁术健胃颗粒治疗胃癌前期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30例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的胃粘膜癌前期病变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88例)和胃复春片对照组(42例)进行观察,对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治疗组综合疗效为92.0％,对照组为73.8％;治疗组临床疗效为94.3％,对照组为78.6％,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治疗组胃镜有效率为73.9％,对照组为52.4％;治疗组萎缩有效率为79.5％,对照组为59.5％;肠化治疗组有效率为80.8％,对照组为62.5％,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或P<0.05),治疗组幽门螺杆菌感染改善率为65.4％,对照组为48.3％。结论:本药通过改善HP感染,改善胃粘膜血液循环等机制发挥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对敌宣传动员的策略与技巧——以兵士运动为中心的探讨

建党伊始,中共就试图打入军阀部队,进行渗透与争取。大革命时期,中共表面上远离军事,实际上早就暗中在军队中活动。1927年后,国共开启武装斗争的大幕,中共一边编练自己的武装力量,一边坚持不懈地向国民党军队渗透,而且手段相当丰富、细腻。总体上看,中共的宣传不只依赖文字与口号,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几乎牵涉各色人等。土地革命时期的兵士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共革命的精致性。

东方管理学视角的企业知识型员工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资源是知识型员工。本文认为企业应结合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将东方管理学的核心思想———"人为为人"思想有机地运用到管理中,注重从"利他"角度着眼,追求让知识型员工达到关系和谐与身心健康的目标,让企业达到持续提高工作绩效和竞争能力的目标。文中探索的主要实现途径包括:树立知识型员工是第一客户的理念;建立服从知识与服从权威同样重要的舆论氛围;管理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充分授权,注重沟通,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参与感;识别需求,有效激励,探索按知分配;开展以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培训开发;关爱知识型员工的身心健康;从有利于知识型员工发挥价值的角度,优化改造组织结构。

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

精英作家因市民阶层不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却对通俗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感到失望与焦躁,于是斥责这一读者群体为"封建小市民"。"小市民"这一颇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亭子间作家"与"小市民"产生隔阂有其深层原因。"为人生"与"为生活"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分出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读者群的不同需求。就文化的多元格局而言,这种"对峙"并非是"僵局",反而因两者的"韧性"与"互补"显示了大都市的多样化和无穷魅力。

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从思想史的演变轨迹看 ,儒学自问世以来经历了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等六种型态变化。但其基本思想模式可归纳为三种理论型态 :一为“传统型的古代儒学” ;二为“应对型的近现代新儒学” ;三为“变革型的后现代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从民主化、多元化、知识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寻求儒学的定位 ,它既非“中体西用” ,亦非“西体中用” ,而是“新体新用”的革新儒学 ,其思想模式 ,可以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 ,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天圣铜人对后世针灸模型制作的影响

目的:研究天圣铜人对后世针灸模型制作的影响。方法: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天圣铜人的铸造、命运分析其对后世针灸模型制作的影响。结果与结论:天圣铜人对后世针灸模型的制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工具。

物理学领域的早期电化教育专家:魏学仁

魏学仁先生是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实践家与理论家,他积极筹建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致力于将电化教育推广到社会,服务更多的群众;亲自拍摄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全日食的彩色电影;他提出了印刷出版、无线电和电影是传播现代文化三大工具的先瞻性教育思想,归纳了制作教育电影的原则,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教学、研究、推广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及科学教育目标分类方法。魏学仁先生的这些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技术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本义考——兼论《大禹谟》“虞廷十六字”的真伪

《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的本义,是说一般人的思想要自我端正,要严格要求;而掌握了道的"至人"的思想则"无为",不需要道德的约束、纪律的束缚。其主旨是强调君主"无为而治",反对其陷于事务主义。此与《论语·卫灵公》篇所载孔子"无为"说、《周易·系辞传》"垂衣裳而天下治"说等精神完全一致,《荀子》书中也很常見,属于典型的儒家的"无为而治"论。

再说司马迁对传主“为人”的关注

《史记》大量出现"某某'为人'如何如何",是司马迁关注传主"为人"的显著表征,也是《史记》具有文学特质的内在根源。我们在对《史记》中"为人"一词作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发表其89例用例,分析其所用"为人"的涵义,并进一步论说关注传主"为人"对于写人、对于《史记》的文学性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认识立场标记“我认为”“我觉得”比较研究初探——基于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研究

话语标记是话语交际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近期话语分析、语用学等领域所关注的热点之一。以认识立场标记"我认为"和"我觉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CCL语料库、BCC语料库的分析,探讨其位置分布与语用的关系,比较两者在语用功能上的共性与差异。以期厘清"我认为""我觉得"的用法,并进一步揭示言语交际的内在规律。

唐至明清时期礼法关系的互动——以“杀人移乡”和“亲属为人杀私和”为例

《唐律疏议》中的"杀人移乡"条与"亲属为人杀私和"条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封建国家对待复仇行为态度。"杀人移乡"条文的历史沿革展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以及法制力量的递进,而"亲属为人杀私和"条文代表的是"亲亲尊尊"的礼制原则,其在封建社会一如既往的被贯彻执行,体现了"礼"的基础地位。两个条文不同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礼"与"法"的互动。

《花月痕》百年研究述评

自《花月痕》刊行以来,百余年的研究史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作者的生平和《花月痕》的成书过程。其中以魏秀仁的生卒年和小说的写作时间为焦点;二、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这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晚清民国时对《花月痕》的多样评价到五六十年代为一种单一视角所取代,新时期以后,其思想和艺术得到了重新评价和解读,伴随着九十年代后新的理论视角的引入,以《花月痕》为代表的晚清文学的重要性逐步突显,其研究也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谈“未亡人”词义的扩展

语言材料证明,在现代汉语中"未亡人"一词已产生了多种新的用法。这些新用法是语言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合乎词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词典编撰者应积极稳妥地反映这一语言事实。

从理论到实践——21世纪中国美育研究代表人物、观点及形态述评

21世纪的中国美育研究承继了上世纪所形成的基本格局与态势,同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与背景下实现了新的发展,但仍存在一般理论研究不清楚、实践理论研究不深入、理论与实践不平衡等问题。通过对曾繁仁、杜卫、赵伶俐三位美育研究代表人物及其观点以及对生态美育、生活美育、身体美育三种美育理论新形态的描述性回顾,以期对21世纪美育研究的重点及成果形成一个整体把握。同时,文章针对当前研究美育存在的问题,从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两条路径探索相应对策,以有助于美育理论与实践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圈子,并能逐渐向一个更深且广的向度发展。

唐宋“为人女”财产继承权问题

唐宋时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唐宋女性的地位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研究这一时期女性的财产权利,对于了解唐宋时期女性的状况,进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唐宋"为人女"财产继承权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唐宋时期未婚女性具有一定的财产权力,而且,女性在实际生活中享有的财产权益,一般都超越礼、法的规定。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学界所谓中国古代妇女实际地位高于法律地位的观点。

《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校订并跋

王国维1908年撰写《人间词话》126则,稍后从中择录63则并补写1则,分3期连载于1908-1909年之《国粹学报》,影响寥寥;1915年1月,王国维复将《人间词话》手稿和《国粹学报》刊发之64则,重新增删、合并,并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1则,合共31则,分7次连载于《盛京时报》。从此以后,王国维未对《人间词话》再作任何修订,故《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久不为人所知,1982年,陈杏珍、刘烜将王国维自存剪报本(不全,仅23则)揭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赵利栋从《盛京时报》中迻录全部31则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此后诸家转载,都不出以上二本。然二本文字多有舛误,因试作校订,并略论其去西方化的基本立场。

“在荒野上叫喊”——论周作人的文化思想与魏晋六朝文化之因缘

“在荒野上叫喊”,是周作人对于自己从事思想启蒙工作的一种认识。为此,他从魏晋六朝文化里借取了许多积极有益的资源。在他看来,魏晋六朝时期虽是一个新的思想启蒙时代,但同时又因异族的入侵而对国民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以故,周作人对于其时的隐士现象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这一态度与其本人后来的思想转变及现实人生选择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关于“白虎为害”若干问题的探讨

秦灭巴蜀后对巴蜀进行了积极地经略与治理,因为政苛酷,爆发了“白虎为害”的反抗斗争,它具有巴人起义、复国运动及民族斗争的多重倾向,秦行民族分化政策致“夷人射虎”,使巴人分化为白虎夷与白虎复夷,影响了其后巴人土家族白虎信仰及风俗的变异。

中国文学现代演进的三个环节——以梁启超、王国维、周作人为个案的考察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致用”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以“审美”为中心的非功利主义文学观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两个层面,从这两个矛盾层面之中,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寻找到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走向,从而使现代“文学”的观念得到鲜明的确立。

社会符号学视域下《诗经·卫风·硕人》翻译研究——以许渊冲译本为例

文章在“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标准的基础上,以著名译者许渊冲先生的译本为例,从语言意义中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等三个方面入手,探讨《诗经》中著名诗歌《卫风·硕人》的翻译方法,以丰富《诗经》的翻译研究,探索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