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因袭与善创:王国维的“知人论世”思想与批评实践探析

在理论层面,王国维通过重新阐释"知人论世"使其从经学层面的论述走向诗学层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具体的解诗步骤。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王国维在延续传统"人格"说的同时,通过使用心理学概念纵向挖掘"人"的深度,使"人"从经学中剥离出来;通过将地域与作家联系起来考察拓展了"世"的广度,并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让地域特色服务于文学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虽然王国维由于坚持"人格"说而使有些结论失之偏颇,但是他的研究思路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罗杰·弗莱艺术批评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相通性

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他将批评视为基于生命体验的心灵对话,强调在深入了解艺术创作者的性情与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以批评家之情志领悟作家作品之情志,以揭示作品之意味。其艺术批评特性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相通,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中国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批评中。弗莱艺术批评的价值在于,不仅将狄德罗的文学性艺术批评、罗斯金的道德性艺术评判和瓦特·佩特的印象式批评推进到审美批评层面,而且努力推进古今艺术与世界艺术的互鉴。剖析其批评特性与价值,有益于我们反思文艺批评的本质和方法。

论宋代医书的知识来源与流传影响——以《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部附录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朝政府颁布的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成药的专书,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有关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集。南宋宁宗嘉定元年,许洪奉旨校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附录中增入《增广太平和剂图经本草药性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诸品药石炮制总论》三部医学著作。三部附录著作不仅统一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成药的配伍、炮制加工和制备方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辨证论治中"方证用药"诊疗模式的发展,即每一方剂对应着相对固定的疾病症状,使医家容易在临床上掌握、重复和验证。三部附录著作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集的、经过反复验试的诸家名方、诸局经验秘方等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这也是它在宋代及元明清时期受到医家重视和临证应用的根本原因。

世界书局与中医书籍出版

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医发展的困境,中医书籍的出版也困难重重。然而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世界书局却注重中医书籍的出版,出版了《中国药学大辞典》、《珍本医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等精品。在医籍出版中,世界书局注重与作者的合作,储备图书资源,这些优点值得借鉴。但书局谋利为上的目的,也导致很多医书存在瑕疵。

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形成及其启示

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 ,汲取了宋代理学思想 ,有着鲜明的哲学观点。他对《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的质疑 ,是在临床实践中产生的。其代表作《格致余论》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中老年养生保健 ,仍被中外医家推崇 ,并遵循之。

“友道”的精神呈现——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新探讨

孟子"知人论世"说蕴含着深广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底蕴,充分彰显了先秦文化中的"友道"精神。通过对孟子"知人论世"的论析,可以看出孟子处理诗学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操作方法既沿袭了先秦文化系统内部的历史性与脉络性,又与个人的学术理念,特别是与其"性善说"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问题域和独创性。这也说明今人以纯文学化的"诗学"观念去解读"经学化"的诗学关键词,往往淡忘或遮蔽了这些诗学观念里面所蕴涵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故此应该将两大阐释进路(纯诗学进路、经学化进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将是一种既富于历史厚重感又极具现代性色泽的阐释路径。

略论张钫千唐志斋的文献价值

对张钫及其千唐志斋所藏石刻进行了介绍．重点研究了千唐志斋石刻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孟子文学观的理论透视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知言养气”的创作理念。“知人论世”说,即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强调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经历。“知言养气”说,即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

基于数据挖掘《仁斋直指方论》治疗痹证的用药经验

目的研究《仁斋直指方论》中杨士瀛治疗痹证的用药经验。方法梳理《仁斋直指方论》中治疗痹证的内服处方,录入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0进行用药规律的统计与分析,探讨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频次、关联规则、聚类。结果共录入内服汤剂47首,累计100味中药,多为温、平性,甘、辛、苦味药物,药物主归脾、心、肝、肺等经,功效多为补虚、解表、温里、活血化瘀类等。得到23味用药频次≥6的中药,28个高频药物组合,24条药物间关联规则,聚类得到4类处方。结论杨士瀛认为痹证的病因病机主要为外邪侵,内正虚;肾寒血瘀;脾伤痰滞。其紧据病因病机,治疗痹证不单是祛风除湿,其用药注重“肾”“脾”“痰”“血”,运用温肾养血、健脾消痰、温经活血之法,内外邪正兼顾,可为临床治疗痹证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钟嵘《诗品》与“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批评方法,它作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种原则不断流传和发展,在中国古代许多文论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方法的运用,钟嵘《诗品》也不例外。本文结合"知人论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发展状况,从诗歌发生、诗歌本质、诗歌风格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钟嵘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应用和发展。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从“知人论世”看潘岳的人品及文品

"知人论世"是孟子重要的诗学理论,要求我们在阅读作家作品的时候既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还要关注作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文章试以"知人论世"说作为理论指导并结合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第六首对历史上备受争议的潘岳人品及文品的出入问题作一个具体全面的分析。

甬上宋元五家之一——任士林著述考

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际的浙籍儒士任士林被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称其为"甬上宋元五家之一"。关于其著述情况,一般史料都列出有《中易》《论语指要》《松乡集》,只是《松乡集》之名称多有不同。其实,任士林还曾参与《至元奉化县志》之编写。此外,经考证《中庸论语指要》一书乃《中易》和《论语指要》之误,非任士林之著作。

论《国朝畿辅诗传》之“义在存人”与陶樑“知人论世”诗学观

《畿辅诗传》是由陶樑主持编纂的一部地方诗歌总集,其选录了自顺治丙戍(1646年)迄道光丁酉(1837年)畿辅地区875位诗人及作品。《畿辅诗传》采用“虽主选诗,义在存人”的编纂体例,体现出对诗人之传的格外重视,“知人论世”之意味十分明显。

基于肾消理论运用玄菟丹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玄菟丹是中医传统古方,使用历史悠久,被广泛应用于“遗精”“赤白浊”“强中消渴”“泄泻”“带下”等疾病的治疗。受多种原因影响,现代玄菟丹的使用并不广泛,查阅文献仅有寥寥数篇报道,这与古籍中对其“治三消渴利神药”“神妙”(《仁斋直指方论》)的描述严重不符。早期糖尿病肾病与肾消关系最为密切,脾肾两虚,精微下泄是早期糖尿病肾病的关键病机。玄菟丹是治三消渴利神药,其方以补益脾肾为主,固涩为辅,兼以泄浊。全方共奏益肾健脾,益气养阴,涩精化浊之功,切合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病机证候学特点。

“肾不纳气”病机与“补肾纳气”治则探源

“肾不纳气”病机和“补肾纳气”治则的形成年代相对较晚,南宋时期,医家杨士瀛首先提出肾主纳气理论。《黄帝内经》是“肾不纳气”病机最原始、最主要的思想根源,后世诸多医家关于肺肾相关的阐述几乎是在此基础上所发。其中,足少阴肾经之直脉贯肺是产生“肾不纳气”的主要生理前提。肾元亏损、水邪犯肺、气机上逆、肾脏邪实所呈现出肺肾相关的疾病状态是“肾不纳气”病机的主要认识来源。杨士瀛师法于钱乙,钱乙著名的“肾无实证”理论对其学术思想造成一定的影响,加之肾中元气的特殊地位在诊疗实践中日渐凸显,这都促使肾元亏损所致摄纳无权的病机在杨氏理论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由此衍化形成了后世的“肾不纳气”病机。病机是对疾病的诊断,治则是对疾病的疗法,二者的形成和发展历来相辅相成,由此,“补肾纳气”治则随之而成。

Cybernetics应该翻译成什么?——基于维纳著作在中国翻译、传播的移时考察

维纳创造的Cybernetics一词在中国被译为“控制论”,这种译法虽然很好地传递出维纳希望在生物体与机器之间建立信息反馈机制的目的,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遮蔽了维纳企望实现人体与机器融合,进而造福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二是与数学分支control theory使用同一中文译名,引起了不必要的混淆。在考察维纳创造Cybernetics造词意图、当时译者选择“控制论”这种译法的历史原因,以及分析维纳的Cybernetics理论对现今技性科学发展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将Cybernetics一词意译为“人机合成学”的充分理由。

两宋时期巴蜀医学的主要成就

两宋时期巴蜀医学在本草学、脉学、产科学、内科及养生学等方面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唐慎微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本草学代表作,史堪《史载之方》有多篇论述脉学,杨子建的《十产论》为论述伤产和难产的专著,《史载之方》等书论述了常见内科疾病的症状、脉候和治疗等,而苏轼等人则对养生学有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