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文”和“人文教育”的再认识

“人文”本义是以人为表达中心的天地人系统演化的现象。在历史演变中“,人文”涵义逐步被收缩在“人类社会的文化”范畴内,中华人文大系统的观念被消解,进而弱化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导致词学工具书“人文”定义错误,加剧现实应用的混乱以及对“人文教育”的误解。因此,有必要厘清“人文”概念,重塑“人文系统观念”和构建我国人文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促进科学创新和文化自信。

从语言属性看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我国学者几乎都认同于外语教学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同时我国各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学都把语言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分在不同的课程里体现和实施教学。事实上外语教学要兼顾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伪命题,把语言教育分成人文主义和工具主义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外语教学的人文性是不存在的,人文性内涵应是文化和人文教育:前者是语言的基本属性,无法剥离出来,即使一个科技术语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后者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外语教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工具,它既可以体现在语言学习、出国旅游、学习知识等方面,也可体现在了解世界和开阔眼界的素质培养方面。因此,开展人文教育和素质培养就是工具的一种功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的能力是工具的主要作用,人文教育的功能应该融入其中,而不应专门开设英美文化文学课程来进行此目的的教学,把外语教学定位人文教育,把人文教育等同文化知识是我国外语教学应用目标缺位的必然结果。纠正我国外语界对外语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误解有助于我国外语教学的健康发展。

文地系统规划研究

中国在数千年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将文化精神同空间规划建设紧密结合,优先文化用地选址,谋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人文规划传统,积累了独树一帜的"以文化人"的规划建设经验。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城乡规划建设中文化传承的问题,基于中国人文规划传统,提出"文地""文地系统"和"文地系统规划"的概念,论述了"文地"的基本特征和"文地系统规划"的要义,从文化精神定位、文地要素构成、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设计、文地规模确定、文地规划层次等方面构建了文地系统规划的基本理论框架,尝试为解决城乡规划建设中的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提供对策。

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学术界关于“Humanism”一词的翻译述评

在1980年代及此后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中,关于"Humanism"一词的译法,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翻译为"人道主义",一种主张翻译为"人文主义",还有学者主张既可以翻译为"人道主义",也可以翻译为"人文主义"。由于"Humanism"在西文里是多义词,理应根据历史和语境灵活翻译,才能显示"Humanism"词义的丰富性。

国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

古代的"国学"是"国之学""国子学"的简称,指国立贵族子弟学校;今天的"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是一国故有的文化、学术、思想的总称。"人文"指人类的文明,尤其是人类的道德文明、价值文明。今天我们学习国学,重在吸取其中的人文精神精华,为现代社会的价值重构和信仰重铸提供有益资源,为当今国人安身立命提供道德底线。

陈子昂死因再探讨——兼求教于王辉斌先生

陈子昂研究领域当中,其死亡原因探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关于其死因,岑仲勉先生曾经撰文指出过三点可疑之处并引入"武三思幕后主使"这一论据来解答这些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武三思主使说"愈来愈受到质疑。文章试图从地方豪强与基层政权的冲突、基层统治结构特点、陈子昂入狱经历等等几个方面入手来重新观察这一悲剧,最终认定正是县令段简全盘策划实施了整个阴谋,其"附会文法"的依据是《江上人文论》,而并非《后史记》。

单篇类书院文献的价值与运用——以仁文书院为中心

目前书院研究在史料运用上主要以书院志、学规、章程、课艺等专书类文献为主,虽较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书院的发展史、内部规制、多种功能,但在探究与时代整体脉络关系、区域社会角色时仍显乏力。专书类书院文献在资料选取上受制于其编纂体例,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嘉兴仁文书院的案例启示我们在书院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单篇类书院文献的价值,尤需注意专书类与单篇类书院文献在研究中的相互补充与配合。参考文献11。

浅析任文干渠后赵节制闸工程设计

通过从任文干渠后赵节制闸的实施背景、选址、闸型选择、闸室布置、设计参数选取及主要结构尺寸确定等方面，讲述了节制闸工程的主要结构设计，并通过实际运用，进一步说明该节制闸设计是基本合理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

当今学界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关系阐述并不完全准确。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科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为传统方志地学与近代人文地理学交汇下萌发,以分类呈现人文事象为主的"人文地理学";第二阶段,为批判方志传统,主张以人地关系论为核心,并在法国学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人生地理学";第三阶段,为批判人地关系论,在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在三个不同阶段,"Human Geography"一词未曾改变,但在中国代表的内涵迥异,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继承,但更多的是通过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演化。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地方的学术环境及时代背景产生交融,继而形成内涵各异的学术思想变体。

晚明书院与地方赋役制度变革——以嘉兴仁文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朝廷对乡里社会控制渐趋松弛,地方事务的推行有赖士绅群体协助。万历年间,嘉兴地方官创建仁文书院,作为府县生员讲学﹑考课之所,官绅合力介入学田的置办与管理,使之成为沟通官、民之纽带。以仁文讲会为平台,嘉兴士绅在讲明理学外,积极参与均田均甲﹑条鞭银官解﹑杂办银征收等赋役制度变革。讲会领袖岳元声为维护当地利益投身于嘉兴﹑秀水﹑嘉善三县间错综复杂的争田事件中。晚明以仁文书院为代表的部分书院逐渐成为士绅构筑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维护地方稳定的组织凭借。

论《小鲍庄》中的“外乡人”形象——以现代文明的摸索者鲍仁文为例

王安忆的《小鲍庄》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表面看来是为了寻找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仁义之根",实则运用反讽的形式,写出人们对原始文明的反叛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鲍仁文在生活中被小鲍庄里的人看作是"精神上的外乡人",透过这"外乡人"本身蕴涵的内在性格,以及他在小鲍庄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可以窥探出其背后隐现着的现代文明的发展特征。

“天文”“人文”之辨与古代美育思想

"天文"与"人文"是《周易》中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历来的儒家与道家、玄学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释,并且影响到古代美学思想的构建。儒家对天文中的自然因素视为人文的附庸,强调人文化成的教化与创造功用;而道家则重视天文中的自然之道,对于"人文化成"持批评态度。南朝时的文学批评理论也重视人文化成的藻饰作用,迄至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调和天文与人文的矛盾,兼容并包,创造了文学理论的巨典,深刻影响到唐代文论中的天文与人文之辨。

唐朝与新罗往来研究二题——以西安周边所在的石刻碑志为中心

西安及其周边地区乃汉唐都城长安辖区所在,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由于唐朝与朝鲜半岛国家保持有十分紧密的来往关系,入唐新罗使者、僧人、商人、留学生等纷纷来到这里,成为唐朝与周边民族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本稿对"万年宫碑阴题名"、"乾陵六十一蕃臣像"涉及的唐朝与新罗关系问题试作论述,认为万年宫碑阴题名中应该是"左领军将军臣金仁问",而非此前一些论著所误释的薛仁贵或刘仁轨;乾陵六十一番臣像东南角的石像应为新罗人没错,但将其确定为具体的某人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