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麟州迁徙问题探析

西夏李元昊继位后,内怀不臣之心积极修整武备,为侵宋作准备。北宋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筑坛受册,僭号称帝,公开与宋廷对抗。地处宋廷西北隅的麟、府、丰三州因北临契丹,西接西夏,把守河东路门户,成为北宋朝廷对抗西夏侵略中的重要一环。双方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随着宁远寨、丰州沦陷,朝廷中产生了弃守原麟州另迁往他处的主张。在经过大臣争论、对军事形势和经济因素的考量以及宋仁宗的个人坚守下,最终麟州得以保存。

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北宋的黄老思想

北宋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北宋多数帝王有崇尚黄老之举,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宋仁宗不仅对黄老十分推崇,并且更加自觉,在位期间被时人及后世称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黄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而宋神宗言及他对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无间然,可见黄老与儒学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具有相融之处,这也是北宋黄老与西汉黄老区别之所在。

从仁宗朝台谏弹劾看北宋的官场舆论

北宋仁宗时期台谏官员的弹劾关注的基本皆是官员的道德问题。台谏弹劾可促成官场舆论的形成,其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发现问题,提出弹劾;二是信息传播,意见互动,形成舆论。弹劾是事后监督方式,官场舆论则是促使官员增强自律性、防止官员犯错误的有效措施。北宋官场舆论的主要内容源自弹劾,以尚德为主,传播的是道德至上的为官理念,对官员的言行有较大的约束力。这样的官场舆论不仅对被劾官员个人带来直接影响,而且对整个士大夫群体乃至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

北宋仁宗朝的太学及其学风、文风

北宋仁宗一朝历称皇宋盛世,于此期间范仲淹倡言而发起了庆历兴学。其中,太学之重建作为庆历兴学的重要举措,奠定了宋朝太学的制度基础,并以其国家最高学府的特殊地位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和社会层面的诸多士子。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和胡瑗先后履职太学,弘大学业,尤为用力。探究此一时期的太学内部,贬抑文辞而崇尚经书、不专注疏而舍传求经,太学学风与文风为之新变,呈现出"先经术而后华藻"的学风特征和险怪迂阔的"太学体"文风特征。

贯云石文学新论——以其在元仁宗朝的命运转向为视角

贯云石是被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誉为“浊世佳公子”的著名少数民族文人,出身于功勋世家。他曾两入仕途,又曾两次主动隐退。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其文学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在文学史惯常关注的贯云石散曲创作路径之外,结合元仁宗朝在其命运转向上施加的某种影响能够看到,贯云石的文学暗示着过往的大都记忆从未在江南风光中彻底消解,也为其构建了精神的家园,更缔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新经典。可以说,其作品蕴含的深意超越了元代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性、多元化等固有视角,显示出独特的文学价值。

我国古代法律文本中的嫁妆——以北宋仁宗和哲宗时代为中心

在仁宗和哲宗时代,与嫁妆相关的国家法律文本被重新修订,修订的趋势是嫁妆类法规的日趋细密,修订的结果是承分人序列的增加和改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北宋中后期的户婚财产立法宗旨:在照顾血缘亲情和同居之谊的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以消弭争讼,稳定社会,同时兼顾社会养老问题。

宋真宗仁宗朝状元释褐职任考

宋真宗、仁宗两朝共25位状元,绝大部分都是以将作监丞、诸州通判释褐。两朝都是只在一头一尾有所变动。真宗朝波动幅度较大,而仁宗朝只是微调。可以说,到了仁宗朝,状元以将作监丞、诸州通判释褐的做法已经被朝野认可,因而制度化了,只是首科宋庠因"谅暗"有点微调,到了后期又有点调整。也可以理解为宋初以来,状元的初始职任迅速提升,直到以将作监丞、诸州通判释褐惯例化、制度化,然后又"盛极而衰",稍稍向下调整。

王安石与龚自珍改革智慧的比较分析——以《上仁宗皇帝书》和《对策》为中心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与龚自珍《对策》,都以"法古而不泥古"为改革思路,重视人才选拔、培养和任用的正确方法。但由于两人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不同,他们强调的改革重点也就不完全一样。王安石注重理财,龚自珍则侧重"务本"、"河漕"和"西塞"等问题的论述。王安石和龚自珍敢于担当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勇于破旧立新的改革智慧都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北宋诏令与文学制度的形成

北宋时期,朝廷发布一系列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诏令,对北宋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宋真宗、仁宗与徽宗甚至直接下达多道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对当时的文风直接进行干预。通过禁止某种内容的文学作品、拔擢某种类型的文臣、贬斥某种文风、科举选拔某类人才、规定教学内容、书籍审查等诸多举措,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实际上一直坚持了某种文学制度。这种文学制度,在真宗、仁宗的诏令中即初步形成。

宋仁宗朝进奏院案中若干疑点探析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的“进奏院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颇多,然如进奏院会宴具体在何时、与会官员人数、李定被拒与会的原因、大兴狱事之御史官员等情况中仍存有若干疑问,故就此据史料再予辨析,并进而讨论进奏院狱与庆历新政废罢之关系。

宋代制科与士风——以仁宗朝为中心

宋代制科与士风关系甚密,这以仁宗朝最为典型。制科自仁宗天圣七年复置后,较之前朝,科目增至十科,施行时间长达40余年,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连续性。当时士人或亲身应考,或谏言得失,以各自方式、立场处身其中,扩大了制科的影响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的现象。其意义在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赋予了士人直言犯谏的权利与精神,正与此期士人的议政风潮相互激荡;茂材异等科则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布衣群体,引发了布衣精神的新变。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由史俗到经述: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彝族毕摩经籍中出现了关于宋仁宗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历史记载、说书演义、叙事模式、社会语境、仪式过渡的共同作用下,由毕摩撰写完成了"仁宗的故事"。但是,该故事又由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其深层次结构与很多故事类型和原型仪式有相似之处。

论宋仁宗至和二年陈执中罢相之深层原因

宋仁宗至和二年陈执中被免相的过程中交织着台谏、宰辅与皇帝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其中既有宰辅与台谏的矛盾,也有仁宗对台谏的抗拒。陈执中身为宰相,无论是在为政还是做人方面,都难以成为朝官的表率,以监察宰相为任的台谏自然会寻找机会予以弹击,这是台谏要求罢免陈执中的重要原因。台谏越职干涉宰相的任免,让仁宗由信赖台谏转为抵触台谏的行为。此时以陈执中为首的相权并未威胁到皇权,在仁宗看来陈执中无大过,故无意罢相,最终罢相是因为顾及到公议,慑于"拒谏"的恶名而屈从。皇帝既要借用台谏制衡宰辅,又不允许台谏滥用风闻言事的特权,制约相权的正常发挥,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转。

从《清平乐》看儒家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清平乐》让人们的视线聚焦在了文豪大儒辈出的仁宗盛治。在史实的基础上,《清平乐》加以合理的艺术创作塑造了多个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如天性仁孝、爱民如子的宋仁宗和叛逆乖张、直率任性的公主赵徽柔。剧中宋仁宗的种种行为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清平乐》剧情体现了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体现了宋朝士大夫“大同社会”的理想抱负,尊儒崇教的治学风范和重气节礼仪的自我规范。

宋仁宗朝谏官及其“惟恐职不称”心态在诗歌中的体现

宋仁宗朝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为促进谏官言事积极性,曾施行过“言事簿”考核制度,谏官振职。随着权力扩大、地位提高,仁宗朝谏官形成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名节意识,进而产生了“惟恐职不称”的任职心理。谏官“惟恐职不称”心理在王禹偁、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等知名谏官所作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并且表现出了对国计民生的广泛关注。

论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诗》

经筵讲读是宋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宋学形成和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功。将包括《诗经》在内的经筵讲读制度化是从仁宗开始的,这一时代的经筵讲《诗》在继承《毛诗》、《郑笺》的基础上,时有发挥,有着明显的通经致用色彩,其诠释方式也体现出由名物训诂为主向义理诠释为主的过渡趋势,对其后《诗经》宋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越南李朝、陈朝、后黎朝骈文述略

越南李朝骈文受佛教影响较明显,寺庙碑铭较多,骈偶绚丽,颇类唐体。政治文告较为质直。其他题材较少。陈朝骈文,儒佛思想并存,碑铭文、政论文同时流行,前者宗教性淡化,后者正畅条达,似宋人口气。后黎朝前期,独尊儒术,佛教衰退。汉语文学全面繁荣,水平较前提高。政治性骈文影响扩大,抒情言志及序跋之骈文文学性增强,碑铭及其他宗教性骈文逐渐弱化。相对于中国同期的两宋、元、明,越南三朝骈文数量少,影响小,处于文坛支流,地位不如诗赋和散文,但越南骈俪之河并未断流,佳作时有可观。

元仁宗与《五牛图》——以赵孟頫题跋为中心

元代书画艺术家赵孟頫题跋《五牛图》,除鉴定它为唐代韩滉真迹,还记录了该画在元代前期的流传过程。收藏者“太子”和“唐古台平章”,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武宗时期的中书平章西夏人教化。太子将《五牛图》赐给教化,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是至大时期中枢权力斗争的反映。从赵孟頫的题跋,还可以推测出《五牛图》系由他献给太子,君臣的知遇时间要早于传统文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