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政府建设公众认同视野下公众参加人的代表性——以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为例

法治政府建设意义下的公众认同就是指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和自身利益、需求的一致性作出肯定性评价。而公众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是形成公众认同的重要路径。在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中,由于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公众认同。因此,应当明确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判断标准不仅有职业、社会角色等形式标准,更应当有诉求利益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价值标准、本质标准。并应当建立严格的程序,公开公众参加人的信息及陈述的观点,以利于社会监督,从而体现其代表性,确保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众认同。

“公众”的界定、识别和选择——以美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经验与问题为镜鉴

公众的界定、识别和选择是公众参与程序设计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被界定为“感兴趣和受影响”的人,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通过信息规制来提升环境决策的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决策者根据特定决策所涉事项的规模、环境要素的特性、环境风险的特征等因素对异质的公众各有侧重,并在识别特定公众时适用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在选择公众代表时综合多种策略并细化程序设计。我国相关规则的完善应当借鉴美国经验,同时关注美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重新审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本质,深刻理解公众参与程序的目的、功能的基础上放宽对“公众”的界定,细化和完善识别和选择公众的具体规则,以实现环境决策的质量、效率目标以及正当性要求。

代议抑或参与——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不足与对策研究

公众参与是当前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无论公众还是国家机关都对其寄予了厚望。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夸大其积极意义和作用、忽视其缺陷的倾向。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以及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公众参与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应当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公众参与充分制度化,以真正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

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代表遴选机制

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足之处相当突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在公众中遴选代表,但是代表遴选程序缺乏公开性与科学性,遴选的代表参与能力较弱、专业性不强,遴选的代表"政府化"倾向严重,代表遴选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完善公众参与代表的遴选机制,需要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渠道;健全参与代表的遴选制度;建立遴选代表的培养体制,提高遴选代表的参政能力;完善代表遴选的监督机制。只有立足于完善的代表遴选机制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才能满足公众的维权需求,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公共信任情境下公民参与的理论边界及实践调适

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

公众参与环评听证法律问题研究

对于比较敏感或涉及面较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表达途径,一般采用听证会。在中国,公众参与环评听证会,在听证公告、代表遴选、政府回应方面都面临困境,需要分别找寻出路:对于听证公告,要明确适用范围、确立合理期限、完善内容规定、采用合理方式来应对;对于代表遴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势在必行;对于政府回应,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估系统、启动司法审查不失为良策。

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共政策参与分析——基于广东中山900件建议、提案的内容分析

随机在广东省中山市1999—2010年期间所有公开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中,抽取400件代表建议和500件委员提案,对这些建议和提案及政府部门的回复进行分析,从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所涉及的议题范围、提出的人数,以及政府部门办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回复时间和效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公共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给出5个方面建议:充分调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参与热情;加强界别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升建议和提案的可操作性;健全建议和提案办理机制以及加强人大、政协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联系。

协商民主的期望与回归——对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考

20世纪以来,传统民主的弊端逐渐暴露。从古典民主的没落、精英民主的发展、多元民主的补充到参与民主的复兴,民主形态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而不断演变着。协商民主的复兴被视为完善民主的理想路径。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呼唤民主的转型,协商民主因其适应了我国公众参与的政治诉求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值得弘扬,但前提在于对协商民主有着正确的认识,要从对形式协商的渴望转变为对实质制度的追求。

和谐社会视阈下推进协商民主进程

民主发展道路是由各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实践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民主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要推进协商民主,一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基层群众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二是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实现平等合作的官民互动;三是拓宽参与渠道,促进公民参与。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析

本文结合各地检察机关的实践,对其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等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理论思考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制定政策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公民教育与代议制民主——对J.S.密尔《代议制政府》的另种解读

公民教育与代议制民主的关系是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贯穿于他构建代议制政府的整个过程。密尔认为公民教育是达成代议制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而代议制民主则是公民教育的最好方式。他一贯主张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实践意义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和践行。

微型公众协商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限度与价值重估——以协商民意测验为例

协商民主是当代政治学中最具吸引力的民主范式,它逐渐从一种宏观、规范的民主理论转向微观、可操作的民主实践。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微型公众协商成为协商民主制度化与操作化的重要机制,尤其是其中的协商民意测验因协商代表具有的代表性与协商结果的高质量,使其被视为协商民主的黄金范式。然而,以协商民意测验为代表的微型公众协商的民主限度也较为突出,它在推动大众参与、政治平等、协商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并呈现协商精英化的趋势。对此,可从协商系统方法出发,承认微型公众在提升民主与协商方面存在限度的同时,通过协商代表功能与职责的重塑,将微型公众协商嵌入政治体系统之中,重估微型公众协商的价值,推进整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进而提升协商质量。

西方现代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发展与反思——兼谈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启示

代议制民主理论成为支撑现代国家的主流民主理论,但是也导致了西方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和公共精神的萎缩。以密尔为代表的19世纪代议制民主理论,指出处于源头状态的代议制理论虽然承认少数统治,但支持通过参与达到公民教育的目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行路径是:在党内民主层面发挥选优和监督的作用,在基层民主层面着力提高公民公共精神,进一步通过法治来规范政治权力的运作,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和现实价值取向。

浅论如何实现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四性”——以苏洼龙水电站“三通一平”工程为例

结合《环评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内容和要求，分析我国公众参与的现状。通过以苏洼龙水电站“三通一平”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为例，找出其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少数民族语言沟通困难、信息来源匮乏、环评公众参与调查超前于移民安置调查等问题，以及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的增加语言沟通方式、完善公众参与调查内容、正确识别利益相关方等对策，论述如何实现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和“真实性”。

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优化

课题组以200份非公经济人士的问卷调查为范本,结合文献回顾、实验观察、访谈座谈等方式,既分析了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总体观感,也求证了个体政治参与的愿望、方式、渠道等方面的困惑,并提供了路径优化的策略,以期为新时代的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有益参考。

反思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的视角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作为信息来源、沟通媒介和虚拟的公共空间,互联网为用户获取政治信息、培育政治观点并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便利。无论是网民线上讨论所产生的网络民意,还是网民通过线上手段与政府进行的互动,都对政府的公共决策发挥着日趋重要的影响。从代表性的视角看,网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大众,将决定这一参与形式对公共决策的价值和意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网民无论在人口特征还是在政治态度上均无法较好地代表大众,且在重要政治态度上缺乏一致性。网民的这一代表性偏差可能削弱当下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对公共决策的积极作用。当前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应从全局出发,审慎对待互联网政治参与,不可盲从网络民意。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价值、问题与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开辟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新途径,创造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增强了基层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但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定位问题——权宜之策还是必要程序?发展动力问题——个人还是制度?主体参与方式问题——人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村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关系问题——合作还是对抗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在理论上思想上形成共识从法律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的地位,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制度规范与工作机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构建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新形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和谐协商的新机制。

《里约宣言》原则10在中国的实践与制度展开

《里约宣言》原则10强调环境治理中所有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和方式途径,意味着由依靠政府权力解决环境问题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结构转型。根据《里约宣言》原则10的要求,我国环境公众参与表现出新的态势:基层环境治理突出公众自治参与,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制度创新实现直接参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实现监督参与,通过环保组织实现集体化参与。但在参与实践中也暴露出参与代表选择受限、参与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环保组织制度受限等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贯彻《里约宣言》原则10,我国应从完善参与代表选择规则、保障公众参与权利实现、提高公众参与动力和能力、营造宽松制度环境促进环保组织发展等方面加以完善。

刑法治理的公众参与:过程叙事、理论重塑与路径实现

在当代社会中,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门法之一,理应具有治理社会的重要功能。虽然刑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打击犯罪'的使命,但这不意味着刑法就是狰狞的面目。而事实上,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现状逐渐折射出刑法治理的社会公众参与程度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立法中社会公众很难有实质性参与,即便在司法中有所参与,参与的权限和范围也极为有限。深究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源,与以代议制民主理论为基础而建构的立法与司法参与模式休戚相关,而代议制民主本身具有的理论缺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刑法难以实现科学化地治理。而目前,标识一种致力于改善民主质量的协商制民主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推崇,因此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基础之上建构刑法治理的具体方案无疑具有可取性。具体而言,在立法中应当贯彻商谈理性,从广泛性、平等性以及充分性等方面保障社会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在司法过程中,基于共识理论的要求,也应当较大程度地吸纳社会公众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