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过程

水域行政管理是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却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尚未成为独立的行政区,主要通过设置水上警察机构进行城市水域管理;1921—1943年是城市型政区创立阶段,往往以水上警区充当水上政区;1943年新版《市组织法》颁布后,城市型政区初步完善,有不少城市正式设置了水上区、水上保和水上甲等三类水上政区,其中又以仅设置水上保与水上甲的城市居多,只有重庆、广州等个别城市设置有“区—保—甲”三级水上政区。水上政区普遍层级偏少、偏低的原因,一是因为水上人口规模相对有限,没必要设置较多层级的水上政区;二是与各地市政府普遍财政紧张,需要尽可能精简行政机构等情况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吉林地域《伤寒论》的研究与应用——基于《医林》杂志研究的探讨

民国时期,吉林地域中医的发展受到了西医盛行的强烈的冲击,在中西医并存的发展的背景下,吉林地区的中医们传承并研究中医经典,在当时吉林地区出版发行的中医学杂志《医林》杂志中发表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研究内容,其中以《伤寒论》研究的内容最为广泛,本文通过考证《医林》杂志中发表的《伤寒论》研究文献,认为当时的《伤寒论》研究文献具有篇目连载较多,内容连续强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推崇原文,注重经典,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医汇通的特点,研究形式多样,代表了当时中医的学术发展水平,对于研究中医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地域和时代影响下的佛教建筑设计研究——以莫干山天池禅寺为例

随着历史文化类建筑的开发,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当代佛教寺庙不再作为单一的宗教建筑独立存在,其功能需求更多元化。如何在保证最重要的佛教文化氛围和空间特质的前提下,适应当地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应对多元化社会需求是关键。基于这个出发点,该文以浙江德清莫干山天池禅寺规划设计为例,探寻把民国时期建筑特点融入佛教寺庙建筑的设计方法,总结在民国时期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佛教建筑设计原则,以期能在今后类似的设计中做出更多的探索。

山西区域货币制度变革与信用货币发行管理研究(1919—1931)——兼论山西区域币制变迁问题

民国时期山西的区域金融管理及制度演进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中较有特色和具有一定典型性的问题。民国初年货币体系与规制的紊乱对山西区域经济有诸多的负面效应。自山西省银行成立的1919年到中原大战结束后的1931年,山西先后通过废两改元以及发行纸币完成了区域币制改革的历史性跃进,而且使区域性货币的影响最大化。文章对此段历史,特别是晋钞纸币在服务地方政治目的布局下由优质稳定转向恶性膨胀的历史嬗变,借助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述论,并对民国初年到晋钞首次发行结束期间山西区域币制变迁进行理论分析。

再现北疆——民国时期西方人镜头中的内蒙古地区影像研究

民国时期,由于国外殖民势力的扩张,诸多西方人先后进入内蒙古地区考察、游访、探险。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一些西方人将影像作为重要的记录手段,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影像反映了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社会风貌,对研究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有较高参考价值,可以拓展我国的北疆史研究。

民法典促进地区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当前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与科技创新活力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仍缺失。为进一步厘清民法典实施对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着眼于民法典的实施与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互动关系,通过论述民法典对权利的静态保护以及对交易安全的动态保护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基于2018—2023年中国29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有关数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民法典对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作用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对城市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予数量的增加具有正向作用,进而促进地区科技创新;其具体影响机制为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且营商环境的优化尤其体现在提升竞争公平层面。为巩固民法典实施的正向效应,应进一步完善顶层立法设计与法律实施机制,加大民法典宣传力度,健全相关评价体系,促进地区科技创新活力与动能充分发挥。

澳门地区校外补习社:治理体系、特点和经验

我国澳门地区中小学生在学校规定基准下,因无法达标而被迫留级的情况并不罕见。为避免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被过早淘汰,澳门地区学生从学前开始就被家长送到校外补习,校外补习社因而迅速发展壮大。20多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校外补习社治理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相继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将校外补习社纳入政府监管范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我国澳门地区校外补习社治理呈现出治理手段法治为先、治理格局一主多辅、治理范围与时俱进的特点。其治理经验可概括为政府主导是有效治理的力量保障,问题导向是提质增效的方向保障,刚柔并济是完善治理的关键密钥,社会参与是加强治理的有效手段。

民国时期陕商的状况及贡献探析

陕商,作为民国时期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在陕西工商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全力促进陕西社会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韩望尘、薛道五为首的陕商,从发达地区引进新产业,为陕西的近代工商业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具爱国情怀的陕商响应国家号召,为西北大后方和抗战前线提供援助,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同时,陕商还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事业添砖加瓦,向边区输送物资,带动边区发展工商业,助力革命走向胜利。总体来看,他们为民国时期陕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付出。

民国时期日本人拍摄的内蒙古地区影像资料研究

民国时期,日本人进入内蒙古地区考察并拍摄了大量影像。参与拍摄影像的代表性人物有鸟居龙藏、米内山庸夫、饭山达雄、江上波夫、多田文雄等。以岛崎役治和日本“满蒙印画协会”“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等为代表的个人及团体,拍摄、发行了《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辑》《北支》等画辑、刊物。这些影像资料依据画面内容可归纳为传统服饰、人物肖像、寺庙与古建筑遗迹、社会生活等四大类。影像反映了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社会风貌,为研究者提供独特视角,为研究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传统地域总集编纂新变论

民国时期编纂存世的约300种地域总集,是一笔十分丰厚却又被长期忽视的文化遗产。它一则包孕着丰富的地方史料,同时作为巨变时代的产物,本身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编纂观念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元素与存续传统愿望,以及二者背后殊途同归的文献保存与文化传承意识;类型结构方面,形成课艺总集与谣谚总集的此消彼长;区域分布格局层面,出现显著的走向边疆与层级下移现象,均使这一时期的地域总集编纂鲜明凸显出自身特质。

民国时期甘南地区交通建设与民族交融

位处汉藏边界地带的甘南地区是民国时期人们眼中的“边疆地区”,交通向来不便,当地民众一直为改善传统交通积极努力,但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积极倡导和推进以交通为先导的边疆建设,调动甘南地区汉、回、藏族民众,克服人力匮乏和工程难度,共同修建了从岷县连通夏河的现代公路。在公路修建期间,甘肃省政府、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甘南各县局负责规划、协调和实施,汉族地方官员、民族精英和各民族普通民众积极配合,促进了汉回藏民族、同一民族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

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初等教育困境分析

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初等教育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民国初期,初等教育一度陷入低谷。刘文辉主政西康后,西康初等教育开始崛起,并在抗战时期取得不错的成就。抗战结束后,西康初等教育又一次陷入困境。民国时期西康初等教育困境主要反映在:学校分布不均,教育无法惠及普通百姓;办学主体多样化,办学宗旨不统一;学校生源较少,制约了初等教育学校的发展规模;“师资问题:量的缺乏,质的低劣”;学校校舍及设备极为简陋,正常教学活动无法开展。民国时期西康初等教育困境的形成固然与西康恶劣的自然环境因素有关,但离不开同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的民族观研究

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在凉山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接受了现代化教育的彝族精英,通过研究凉山彝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的民族观发现:面对民族危机,他们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指出无论汉族还是彝族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情况下,中华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奋勇抗敌;他们宣传强调民族平等理念,李仕安借助刘文辉的“三化政策”来宣传民族平等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地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本民族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希冀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因此大力宣扬彝汉一家亲,积极促进民族发展。

新时代香港地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考察与完善路径

国家昌盛,香港地区繁荣;国家安全,香港地区稳定;国家的未来,就是香港地区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香港地区社会乱局实现了重大转折,管治秩序得到有效恢复。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将从多个方面充实国民教育体系,包括进一步优化宪法、中国香港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等。深化香港地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势在必行,有关责任主体应该协调推进完善香港地区国家安全教育。从社会政策层面、校园管治层面、法律层面多措并举粉碎“港独”入侵高校阴谋,净化高校校园环境,夯实大学生爱国主义根基,推动香港地区国家安全教育落地生根,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教育重要使命。香港地区大学生应积极加深国情认识,强化政治认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证“一国两制”的顺利持续推进并能够行稳致远。

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疫灾分布格局及与气温变化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中民国卷的全国疫灾史料,提取整理出西南地区各县域逐年疫灾发生的时间序列并进行空间分布可视化。结合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中心(Climatic Research Unit,CRU)提供的逐月气温数据集CRU TS v.4.05,利用Mann-Kendall突变检验、Sen斜率、热点分析及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气温变化、疫灾事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每年均有疫灾发生,共发生疫灾4170次,平均每年约发生110次;波及共计3256县次,平均每年约发生86县;民国后期疫灾程度严重,频次与县次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有同步性;(2)平均温度整体表现为波动上升,空间分布上自东南向西北方向逐级递减,绝大部分为逐年上升趋势;(3)疫灾频次与温度具有显著正相关,夏秋疫灾多发,冬季少发;空间上有75.16%的研究区疫灾累积年数与平均气温呈现正相关,说明高温环境有利于疫灾的流行。(4)气温突变和波动幅度对疫灾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气温波动幅度大时,疫灾发生较多。

民国时期西北高等教育的困境与探索:以重建西北大学为中心的考察(1931-1937)

1931年至1937年,为了满足开发西北的现实需要,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格局,国立西北大学的重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立足大学建设与区域发展的互动,通过梳理西北大学的重建过程,列举其新建、迁移和改组的不同方案,分别从经费的制约、选址的争议、时局的动荡等方面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有助于把握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从而通过“内生”办学诉求与“外源”组织支持之间的互补,呈现中国高等教育均衡化进程中的困境与应对,亦为当下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与反思。

承袭与嬗变——晚清民国巴蜀婚俗地域差异研探

晚清至民国时期,巴蜀之地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动和风俗变迁,当地方志呈现了这些变化。该地区婚俗也发生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转向,具体表现为蜀地婚礼重视对“古礼”的传承,崇尚俭朴婚;巴地婚礼则对古礼删繁就简,多以时俗为是,财礼婚盛行。造成两地婚俗差异的不仅有自然经济、历史文化这样的客观因素,也有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少数民族风俗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等主观因素的共同推动。巴蜀婚俗在地域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与混合性的特征,折射出的是传统思想与近现代西方思想的碰撞和融合的过程。

民国时期书法期刊地域性研究

民国时期,期刊业发达。期刊作为新兴的传播方式,打破了封闭的文化传播困境。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江浙一带、京津地区、粤港地区及巴蜀地区百余种书法期刊发现,民国书法期刊的生态分布具有地域性特点。造成民国期刊地域性分布差异的因素有地理、历史和书法大家的倡导及影响。无论是对于书法理论研究还是书法风格替变,抑或对于书法风格形成背后所潜在的文化艺术背景,民国时期书法期刊都是最为直接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民国时期湘西地区自然灾害概况及特征研究

湘西地区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覆盖面广,密度大。民国时期湘西地区自然灾害的基本类型涵盖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多灾型共存与三大主要灾害突出、灾害风险性高与致损性强、灾害发生的连续性与复杂性构成了其主要特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了湘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对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对民国时期湘西地区自然灾害进行考察与梳理,以期对今后湘西灾害史研究有所帮助。

区域新闻史研究——成都市青羊区1898—1949年新闻业路向刍议

该文依循社会主线,考察成都市青羊区自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新闻史。将报刊发展状况作为主要内容,探讨彼时彼地的区域新闻及新闻业取向。在此期间,环境特殊时局不安,不同背景立场的执笔人纷纷通过新闻纸这一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抒写各自的政见主张,开展新闻宣传。从报纸媒介记忆切入不断变化的政治语境,聚焦区域在历史空间横截面上的舆论生态,可见新闻传媒对国民革命、抗日救亡等民族运动的推动作用。在对青羊区新闻业历史文本的分期呈现与考究中,该文尝试解读区域新闻与时代话语之间的伴生关联,也证实了新闻工作始终承接着历史、文化与政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