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协状元》曲调格律看早期南戏的律化倾向

一般认为,早期民间南戏的曲调并无格律,而从《张协状元》的曲调格律分析可以看出,近三分之一的曲调基本符合格律要求,近半数的曲调在创作时具有格律意识。在唱出场引子时、有才学的脚色演唱时、抒发人物内心情感时,早期南戏往往选择有格律的曲调进行创作。这些格律范式不仅仅来自于成熟的词调谱式,也是书会文人创作时对字声规律的运用和总结,一方面体现了民间曲调在南戏中的律化倾向,一方面也为文人南戏的律化提供了基础。

南戏《破窑记》版本考述

现存的明刊(钞)本《破窑记》皆对元本在曲调与曲文以及故事情节上作了改动,而各刊本之间也有差异,其中富春堂本产生的年代较李评本早,与元本相同或相近的曲调与曲文,较李评本多。李评本增加了"夫人看女""吕蒙正数罗汉""刘千金辞窑"等情节。钞本《彩楼记》(简称钞本),是早期南戏《破窑记》的改编本,对原作作了较大的压缩,并增强了舞台效果。

南戏《琵琶记》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

南戏《琵琶记》早在江户时代就传入日本,并已经出现了译本。到了日本近代学术转型以后,翻译、注释等传统形式仍在持续,既有梗概,也有节译;既有训译,也有日译;既有译而不注,也有既译且注,一时颇为热闹。其译注者都是名著一时的人物:盐谷温、铃木虎雄、幸田露伴、川临风、西村天囚、宫原民平等。而另一方面,现代专题论文论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大擅其场,19世纪末便已在南戏及《琵琶记》研究上执其先鞭,其中尤以森槐南的研究最具开创性的意义。

南曲曲律演进的双向性——从民间南戏到文人传奇

宋元南戏是一种不具有成熟曲律体系的民间艺术。明代以降,大批文人投入南戏创作而使其逐渐雅化,南曲格律也由文人进行了规范。最初的民间曲律是一种"自由律"和"文人定格曲律"的混杂产物,在沈璟等曲家参与改进后,南曲格律受到了北曲格律的影响得以迅速规范化,很快形成"乐本位"的曲律,并以曲谱为其规范形式。此后,南曲唱腔发生了由"以腔传辞"到"以字行腔"的巨大变革,南曲格律又脱离了音乐束缚而形成了以诗律为重要参考的"文本位"格律。曲律的发展呈现出在"以文为本"和"以乐为本"两个方向上的异化。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曲律观,各自在曲界产生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

清人学风影响下的南戏文献考辨简论

清代有关南戏文本文献的研究,表现出不同于前朝的学术面貌。由于受到文人情趣牵引以及当时考据学风的影响,在关于南戏的辨订中运用了不少考据学问的方法,酌古通今,旁推互证,从而使得清代的南戏研究在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取得了不少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成就。在辨订前人有关南戏认识讹误、推动南戏文献研究由史料载录向学术研究转变、为后人提供南戏文献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寻亲戏曲中的真情苦境与家国同构——以南戏《寻亲记》与《黄孝子》为中心

南戏《寻亲记》与《黄孝子》的产生使民间流行的万里寻亲故事转化为完整的叙事文本,同时对后世该题材的戏曲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考察两部南戏的本事与流传的基础上,分析寻亲题材戏曲中亲人离合及主人公受难与历险的舞台看点,探索寻亲题材戏曲在孝子的寻根与朝圣中所蕴含的伦理秩序与家国想象。在文人化的戏曲文本中,寻亲题材戏曲由节、孝主题向忠、孝主题发生转变,同时塑造家国同构格局的因素也从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转变为作者的历史使命感。

波兰汉学家日比科夫斯基及其南戏研究述论

日比科夫斯基是波兰著名汉学家、英语世界南戏研究第一人,曾先后三次造访中国,研究领域包含文史哲多个方面,其南戏研究为西方汉学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南宋早期南戏研究》即是日比科夫斯基的南戏研究成果,该著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详尽分析了早期南戏作品与说唱文学的紧密联系,并认为说唱文学即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将南戏置于世界古代戏剧史中,分析南戏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文、日本能剧的区别,并使用西方戏剧理论分析早期南戏作品;以中国戏曲所表现的文化现象为"非我",从西方汉学家的角度分析其成因。《南宋早期南戏研究》建立在日比科夫斯基已有的汉学研究基础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术视野与方法论之上,为英语世界第一部南戏研究专著。

南戏《琵琶记》的深度英译及其对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启示

美国学者让·莫里根《琵琶记》英译本整体上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肯定,被认为是"翻译中国戏剧作品的典范"。本文从深度翻译和副文本理论视角探讨莫译《琵琶记》是如何通过译文前、译文中、译文后的大量副文本以及异化翻译策略向目的语读者有效地传达原文本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南戏独特的艺术形式,并讨论其对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启示。

南戏起源新论

南戏约形成于南宋光宗朝(1189—1194年)。就其组曲形式而言,南戏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诸宫调,但与其不同之处在于继承了宋杂剧的表演功能,能够分脚色演出。南戏的形成与宋室南渡有密切关系,它是在传统诸宫调、宋杂剧基础上,结合温州当地俗曲、乐舞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

“高尚且真诚的目标”——20世纪中叶美国改编版《琵琶记》(《琵琶歌》)之成形与剧评

《琵琶记》的美国改编版《琵琶歌》(Lute Song)于1946年在百老汇首演。《琵琶歌》的成形与媒体接受过程所历经的成功与问题,为中国传统戏剧在美国(或全西方)传播所遭遇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早期实例。《琵琶歌》形成过程中受到美国华人粤剧和欧洲汉学的影响。出于反映当年西方对中国的幻想,《琵琶歌》试图把中国文本搬上百老汇舞台,在当时算是一个里程碑。虽然如此,美国媒体的反应比较迷惑,抱怨戏太慢,剧种不明确,他们所赞美的主要是布景设计,但认为在没有专业戏曲演员的状况下,演出效果一般,演出沦为徒具异国情调的形式。《琵琶歌》的策略及媒体不一致的反应,反映着当今跨文化戏剧仍然关心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