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三集》校补三题

《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三集》著录2000年以来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流散唐志357方,多数为未曾刊布的新见唐代文献,其语料、史料、字料和书法价值等非常突出,是研究唐代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可靠同时材料。该书图版大多较清晰,释文及句读整体水平较高。与拓片相对照,其录文及句读等仍存不少疏漏,不利于材料的科学有效利用。遂选取其中11则典型案例,按残泐字、形近字、涉典字等进行分类考辨,补正原书录文缺误,尽可能恢复文献原貌,以便更好发挥这批新材料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中国粮谷酿酒技艺或发端于凤翔流考证

中国酿酒技艺及其传承,整体呈现一体多元的特征,即以酒曲作用于粮谷、自然发酵生香为主体,各地不同生态环境下,形成了各自的酿造风格。从西周到唐代持续向全国各地延展,并根据各地的酿酒生态环境,融汇当地已有的酿酒技艺传统而形成基本要素。

唐代织锦中翼马纹样的研究及其设计实践

为了揭示传统瑞兽题材纹样的现代审美价值,并丰富现代产品设计的文化内涵,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图文互证法,以唐代织锦为实物载体,对唐代翼马纹样的造型特征、构图形式、色彩特征3个方面进行艺术特征分析。提取出典型的翼马纹样并展开对元素的提取、重构、优化和组合,得出与当代美学相适应的设计图案,并将此设计图案应用于纺织类和文创类产品当中。通过将唐代织锦中翼马纹样创新再设计的实践,探讨翼马纹样和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增强传统纹样的表现力,潜移默化地提高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

唐东北边陲治略——营州骆英墓志考释

《大周故果毅骆君之志》出土于辽宁朝阳唐代骆英墓,志主骆英为少数民族将领,官拜辽西府左果毅都尉,受封上柱国。该志书刻规整、俊朗洒脱,内容涉及唐代营州地区军事制度、历史地理名称变更、长城遗址、堪舆之学、丧葬习俗、武周造字的使用等诸多方面,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唐代东北边陲重镇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刘昭墓志》所见唐代官员廉政事迹及现代启示

廉洁奉公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官吏是研究廉政文化的基本对象,唐代勤政为民、公忠奉国的官员亦具典型。其中,刘昭是唐代清正廉洁官员的缩影。细揆其墓志,可见他的廉政事迹具体有三方面表现: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严以律己、德行清明;在家风建设中,他建立起忠孝仁义、恭谨礼让的良好家风;在为官从政上,他廉洁自持,从不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其事迹为后世的廉政文化发展也提供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晋唐时期妒乳证治特色

以晋唐时期文献为基础,分析妒乳的疾病特征及其证治。妒乳是一种乳汁淤积导致的以乳房局部疼痛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妒乳的病因病机为乳汁淤积,风热侵袭,导致气血瘀滞,乳络不通,不通则痛。该时期妒乳的治疗特色鲜明,以多种剂型的内治法和丰富的外治法为主,推崇清热毒、散痈结,简便验廉,并首创手法排乳,重视预后。

唐《元积墓志》所涉诸问题考略

元积为唐朝著名大臣、文学家元稹三兄,其名见载于《旧唐书·元稹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白居易撰《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本文对元积墓志进行梳理,对其中涉及的相关历史问题进行考述,内容涉及元积家族史、唐代与边疆少数民族外交、中唐廪弊、家族墓地茔域分布等诸问题,可证补唐史的研究。

唐代墓志所见生活文化及文献辑考四则

基于周绍良、赵超编纂的《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新辑并考论唐代墓志所见唐人生活文化及文献辨正五则。唐人存在名与字完全相同的现象,主要是为了表示强调和尊重。唐人于亲人沦丧之际,对积善无征多所质疑,佛、道二教提供了一定抚慰作用。唐人的奉佛因缘,主要包括幼年性格、自己或家人生病、夫妻逝世、暮年淡忘尘世等。对三方涉及墨子信息的唐代墓志予以校勘,其中“暴翟”当为“墨翟”,“五墨”当为“三墨”,“黑子”当为“墨子”,主要因刻石之际形似而误。

五代墓志文“忠”观念之书写兼及唐宋间的思想转型

“忠”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中的一种核心观念,自产生伊始就在调节国家政治、社会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演进,“忠”观念不断变易,发展出“单向忠诚观”“双向忠诚观”“多向忠诚观”等多种形态。五代社会在传统史传视域下是一个政治混乱、道德败坏的乱世,“忠”观念荡然无存,然而在五代墓志等出土文献之中,“忠”观念作为一种书写策略被反复提及,对墓主个人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忠孝”并举、“履孝资忠”等书写模式反映了特定时代下“忠”观念的变易,“罄家输公”作为墓主“忠节”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君臣间“私”关系的维系,墓志中对“忠”的书写也渐渐从忠于国事转向忠于个人。五代墓志之“忠”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五代的历史本相,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

墓志视阈下唐代女性理想人格中的任侠精神

唐代社会文化多元,任侠是儒释道以外的“社会潮流”。女性在推崇传统淑女贤妇的理想人格外,也呈现出对任侠精神的追求。文章以墓志记载的唐代女性为例,分析唐代女性理想人格中任侠精神产生的时代因素和多样的文化背景,探讨唐代女性刚柔兼备、扶危济困、尚义勇敢和注重主体意识的任侠精神。

《崔寿馀墓志》“西蕃”考

《崔寿馀墓志》中明确记载志主曾因某年“西蕃告丧”,而作为尚书郎张齐丘的副手,奉诏出使“西蕃”,以“存旧好定嗣君”。然而,墓志中所提及的“西蕃”不能望文生义,直接将其理解吐蕃。通过对墓志相关内容的考释,并结合相关史料,便可知墓志中的“西蕃”绝非吐蕃,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事实上,墓志中所提及的“西蕃”应当是指代突骑施。

唐代文学制度研究述略

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和积累,至今已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就理论发展而言,其理论经历了从“文学制度本体论”到“文学制度层位论”的动态发展过程,调正了“制度与文学”单向的研究范式,为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就研究现状而言,唐代文学制度各层位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外层研究重在关注文学的制度环境,缺乏对文学文体性和自身规制的讨论,内层研究重在挖掘文学的内在体制,缺乏外部制度环境的分析。

《唐崔镛墓志铭》及相关问题考释

《唐崔镛墓志铭》是一方颇具史料价值的墓志。墓志详细地记述了崔镛的生平事迹、仕宦经历以及丧葬等问题。崔镛从政近30年,勤政奉公,以强干著称,在唐宣宗朝收复河湟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合墓志,补充并改正了崔镛家族世系漫漶不清的情况。通过崔镛家族墓志,发现崔镛家族从洛阳思恭坊迁至长安怀真坊,并最终定居长安通义坊。

《说文解字》“枕”字释文辨释

二徐本《说文解字》“枕”字释文皆作“卧所薦首者”,段玉裁已斥其非,改作“卧所以薦首者”。《玉篇》作“卧头所薦也”,唐写本作“卧头薦也”,朱骏声、沈涛等人各有不同见解。孰是孰非,似难遽论。通过对“首”“头”的历时替换及许慎训诂通例的考察,“卧”“薦”词义的梳理,“所”与“所以”的辨析,及此类句法结构在文本中的分布等加以比勘,唐写本“卧头薦也”当为许慎《说文解字》原貌。

唐代墓誌校讀札記十五則

唐代墓誌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現有碑誌釋文中,誤釋疑難字的現象比比皆是。文章選取十五例疑難字加以考釋,以期糾正已有的釋讀錯誤,提高相關碑誌文本的可靠性,並爲文字學、漢字史的研究提供參考。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以唐代在室女墓志为中心

以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墓志为中心,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对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进行考察可知:唐代士大夫阶层仍然沿袭传统的女性观念,在培养和教育女儿时注重礼法,希望女儿能成长为知书达礼、贤惠温柔的女性;在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及婚姻仍崇门第的情况下,唐代士大夫之家的家长对室女的态度还是非常关爱与重视的;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不但备受长辈怜爱和关心,而且受到较好的教育;另外,德才兼备、年长的女儿尤其是长女还拥有一定的家庭事务管理权,她们的建议也会得到家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