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ard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Create a New World of Peace,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s Anti-Fascist War

The year 2005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s anti-fascist war.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have held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to commemorate this event that has most deeply impacted human history.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rudest war

中国国家级抗战纪念景观类型划分与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中国国家级抗战纪念景观是记述抗战史实、缅怀抗战英烈、表达爱国情怀、发展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选取257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类型学问题,揭示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国家级抗战纪念景观可划分为墓葬,纪念设施,纪念遗址/旧址、综合纪念地等4大主类,以及纪念场馆、烈士陵园、故居等18个基本类型。受山地、河流、城市战略地位、重大战役等自然和人文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控制,沿NE-SW方向延展,“小聚集、大分散”特征显著,形成山西/河北结合部、北京、山东、江苏4个核心聚集区。通过深入揭示类型学与空间分布异质性特征,有望为抗战纪念景观遴选、保护与宣教工作提供参考。

政治标识社会符号隐喻视角解读——基于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的考察

国务院颁布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蕴含丰富的政治、文化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凸显出抗战胜利开启了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新征程的重大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基于社会符号隐喻视角从视觉语法和Wmatrix系统主题词隐喻功能等角度,可以对"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作出隐喻阐释。

论抗战后的私立商业职业教育——以青岛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受经济复元运动的影响,各地商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青岛市商会向国民政府呼吁"亟须广设商业学校",并借献校运动之便利,创建了私立商业职业学校。相较战前的商业补习学校,商业职业学校具有教育目标明确、社会关系广泛、教学资源先进等新特点,也为战后教育复兴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国民政府对这种私立教育,却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各地商会在内战的影响下,亦无暇顾及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就业。由此,私立商业职业教育只能昙花一现,最终逐渐边缘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征及其在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充分表达“我们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更好地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再重开。市政当局陷入既要提高教师待遇又难以突破财政困局,既想改善教师生活又无法强制献金的双重困境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胜利——学习《论持久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著作,《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论持久战》是辩证逻辑著作。这三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三者构成完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论持久战》将前两论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化、具体化到抗日战争,是具体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科学军事哲学著作。其中所阐述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对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依然具有直接现实指导意义。

红色博物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场域建构——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

红色博物馆作为储存红色记忆的场所和载体,在红色价值传播的过程中具备重要意义,但红色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的建构路径尚待探究。文章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研究案例,运用叙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文本、场景的时空叙事以及观众发表的线上游记文本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认为,该纪念馆的物理场域由历史性叙事、创伤性叙事、成就性叙事和反思性叙事4种不同叙事类型构成,在场景时空中依据特定的逻辑进行划分、排列,同时采用多元叙事视角与隐含作者身份进行立场表达与价值生产。游客通过认知记忆、体验记忆以及重构记忆将其精神世界嵌入该红色记忆场域中,成为心理场建构的核心要素。该研究建构了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的概念模型,认为红色博物馆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价值理念之上,以时空叙事为核心的物理场域以及以观众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共同建构而成的心-物交织的场域空间。研究对红色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管理启示,认为红色博物馆应同时注重文本与场景的时空叙事,关注游客对叙事表征的接收内化过程,强调游客的在场体验质量。

历史记忆与国家意识的联结——东江纵队历史资源保护开发的逻辑、进路探析

国家意识是基于政治、历史、文化、民族的价值判断体系,个体对价值判断进行情景化转换的过程离不开历史记忆的承载。东江纵队是粤港两地人民共赴国难的历史文化符号,对于增强国家意识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因此,在东江纵队历史资源保护开发的过程中,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理念构建逻辑方向,将其在港澳同胞、爱国侨胞大力支援下,以香港地区为战略基点的粤港一体化抗战中淬炼发展作为叙事主线。以科学保护前提下实现东江纵队历史生动呈现为目标,系统筹划、整体推进粤港两地东江纵队历史资源保护开发,以建设主题公园为载体推进文旅融合,秉持故事化、场景化原则升级展陈空间,以全媒体话语表达革新促进东纵历史宣教传播效能提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陈列与记忆

1982年针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叙述的右倾化,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世纪80—90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览的主题强调“生与死”“痛与恨”,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凸显日军百人斩比赛、遇难者丛葬地及30万遇难者。2007年二期扩建工程竣工后,纪念馆的建筑及展览的主题凸显“战争、杀戮、和平”。2015年三期扩建工程竣工后,凸显国内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救援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复兴之路。几乎所有展览都强调个人的痛苦、牺牲、耻辱是因国家的贫弱而导致,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国家强大必要性叙述的一个支点。

动荡时代的城市中央公园营造——民国“昆明中央公园”图案竞赛及首奖考述

通过爬梳史料及采集口述史的方式对民国抗战时期营建的“昆明中央公园”图案竞赛进行史考,考证“抗战胜利纪念堂”前身为“昆明中央公园及中山纪念堂”,其应属同时期的中山公园。图案竞赛吸引了多位民国著名建筑师参赛,最终采用李華建筑师的方案并由陆根记营造厂进行营建。在复现该段历史的基础上,对李華建筑师首奖方案进行分析,总结了昆明中央公园的营建特征。本研究可为中山公园研究补充特殊案例,为进一步开展昆明近代园林及城市研究提供参考。

渐被湮灭的“科学建国”话题--基于民国期刊文献的考察

在有关全面抗战的学术研究中,与“抗战建国”相关的“科学建国”是一个渐被遗忘但却具有重要甚或重大意义的话题。根据对“抗战建国”(1938—1945)期间相关期刊文献考察发现,“科学建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它不仅是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构件,而且还是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史不可或缺的思想环节。本文根据刊文史料讨论何谓“科学建国”、为何“科学建国”和怎样“科学建国”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论证“科学建国”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为中国共产党从科玄论战到“向科学进军”再到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强国战略提供史料依据和学术省思。

骚魂依稀酹“霜园”:词曲大师吴梅病逝的历史情境

抗战时期词曲大师吴梅为躲避日寇惨绝人寰的屠杀而一路流离西上,由湘潭辗转到桂林,随后抵滇。因经受不住长期颠沛跋涉的劳苦,吴梅的病情猛烈增剧,值及门弟子李一平邀请他到大姚李旗屯家中养病。就在病逝前两个月里,吴梅怀着无比痛苦的思绪度过了短暂而难得的平静生活,他遗留给后世的绝笔之作《赠由瑞熙》《戊寅除夕忆仲培弟》《水龙吟·古微丈挽词》及【羽调·四季花】《题卢前〈楚凤烈传奇〉》都是到云南期间创作或最终改定的。此外,吴梅遗嘱及大量信札透露的狂狷风骨能够折射出他在弥留之际的精神面貌。为了告慰他生前的遗憾,吴梅遗体的措置及最终归葬经历了漫长的集体期待。

《孙子兵法》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作用和影响探析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为适应战争时局的迫切需要,都高度重视研究和吸取《孙子兵法》的军事智慧,形成了一场深入学习《孙子》、研究《孙子》、运用《孙子》的热潮,对提高全国抗日军民的作战水平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一是古为今用,毛泽东吸取、运用和创新发展《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胜利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二是培养干部,国共两党都号召各级将领学习研究《孙子兵法》,不断提高克敌制胜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三是因敌变化,活用兵法,屡创战争史上的奇观。

珍惜抗战胜利宝贵经验开创民族复兴美好前景——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启示

抗战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弥足珍贵。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要倍加珍惜抗战中形成的民族大团结精神,构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倍加珍惜抗战中积累的人民战争经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倍加珍惜抗战中高举的爱国主义旗帜,让牺牲奉献精神世代传扬;倍加珍惜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

媒介记忆的“转场”与“转化”——基于抗战电影纪念馆的个案考察

媒介塑造英雄,媒介传颂英雄,英雄事迹成为时代的坐标被人们所铭记,英雄精神被一代一代传承与弘扬。但是,当媒介所瞩目的“记忆强光”逐步走向边缘成为“记忆微光”时,那些过往的英雄记忆也在经历演变。本文以经典电影《地雷战》为研究个案,通过考察地雷战纪念馆,并深度访谈讲解员后发现,媒介记忆经过实体化的“转场”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并逐步演变为集体记忆代际传承和共享价值“转化”的中介,最终媒介的英雄记忆铸造了地缘共同体的精神气质,进而升华为有更深层次共识的精神共同体。因此,虽然媒介记忆的“强光”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成为“微光”,但仍然是英雄叙事与在地经验的连接纽带,也是每代人接续奋斗、共创美好未来的力量源泉。

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结构设计

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场地复杂,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属特别不规则结构。通过对相关规范条文的分析解读,详细介绍了100年设计年限的结构设计参数取值方法;并结合工程实际,对复杂场地的基础设计、大跨度混凝土屋盖设计、大悬挑结构设计、新老建筑连接设计等结构难题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还针对本工程结构特别不规则的特点,补充了中震分析以及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表明,该结构能够达到预定的抗震设防目标。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维护正义的人民、包括日本人民,为了维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对中国、对日本,乃至对全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后时品三汉奸案与国民党派系争斗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惩治汉奸运动。由于缺乏周密部署,导致该运动成为派系争斗的工具。青岛市商会前任会长时品三汉奸案,便是派系争斗的牺牲品。时品三与青岛市市长李先良关系微妙,市党部主任葛覃为了削弱李先良势力,怂恿宪兵第十一团以汉奸罪逮捕时品三。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惩治汉奸运动的恐惧、维护工商界形象的需要,青岛市商会对本案反应强烈,一面对宪兵团工作失误进行声讨,一面试图通过行政干预方式营救。由于国民党政、党、军三股势力利益诉求不同,对本案分别持中立、缄默、推脱态度。司法机关以“通谋敌国”罪名判处时品三八年徒刑。后经多方博弈,减刑至三年。本案从最初的政、党争斗,最终演变为政、党、军、法、商五方混战,反映出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复杂性和激烈性。

战后国民政府“农业建设”取向的变动及其困境

抗战胜利后,中国农村破产趋势仍骇世惊人。为解救日益严峻的农业危机,中国建设协会及相关专家学者总结与反思战前农业建设之得失,开始转向谋求农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以应对“现代农建”诉求之新转向,这一“新转向”背后隐含的历史规律及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改革与动员农民贯穿于革命与建设始终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亦有极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