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象到神韵:明代复古派诗学美典的画学路径

明代复古派深谙绘画与诗歌的会通之理,以画论诗,以诗咏画,绘画的形神兼备对诗学美典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绘画善于形容,贵意象,前七子以诗中有画的方式追求诗歌意象的塑造。后七子借助绘画,对诗歌写景状物进行探索,彰显出诗歌比兴手法和情景交融的特征。末五子屠隆和胡应麟重视绘画的写神和气韵,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典由意象向神韵的重要转向。总之,由应物象形到气韵生动,伴随着画学观的演变,复古派对诗歌美典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支机集》唱和考论

顺治八年(1651),云间词人蒋平阶师弟等人隐居嘉兴时进行了一次词的唱和活动。这次唱和词作结集为《支机集》,寄寓了反清复明、回到自己家乡的愿望。《支机集》的词风沿袭"花间"一路,完全走向了复古的道路。

《汉书·艺文志》与“王官说”关系辨正

部分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解释诸子起源的古职官应取自《周礼》,这其实是一种误读。还原《汉书·艺文志》成书的历史场景,可知其与《周礼》职官的联系较为松散。两者关系的构建,乃是后世学人不断层累、诠释的结果,特别是《隋书·经籍志》与胡适在其中发挥了节点性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王官说",实质是要解决大一统条件下的经、子关系问题,这种借助上古官守的表述方式,与当时盛行的复古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大众化视域下,对校训复古热潮的审思

大学校训原本是高校的"文化名片"。但在大众化如火如荼开展的几年间,许多高校为了提升"品味",引经据典地"改造"校训成了一种追求,他们通过对校训的提炼、整合,有的的确提升了校园的文化品味,凸显了大学特色、办学理念,但也有的却是东施效颦、相互模仿、盲目拔高、附庸风雅,存在着形式化、同质化和脸谱化等现象,难以起到德行培养、传承文化、彰显特色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及时予以审思、校正和引导,以使校训真正成为凝炼思想、感昭师生的软实力。

冯复京《说诗补遗》的汉魏诗歌观

冯复京的《说诗补遗》是一部体现了其诗论观点的著作。冯复京通过对汉魏诗歌的辨体以及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体现出其对汉魏诗歌的推崇。书中的汉魏诗歌观深受明代七子复古倾向的影响,延续了复古派“古体宗汉魏”的基本主张;同时,在王氏心学和公安派“性灵”说的影响下,冯复京又时有己见,注重古诗的“性情”和作家的“才情”,体现出复古派诗歌批评在晚明的发展与演变。

同声与异响:明代前后七子歌行体诗创作考察

弘治至嘉靖时期,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复古派作家歌行体诗创作兴盛,且表现出与前代作家不同的创作特征。前七子歌行体诗在模仿中注重创新变化,重神韵而轻形似,注重自我意识表达和书写。后七子承继复古理论并作出调整,歌行体诗艺术成就虽略逊于前人,但具启示明清之际复古派诗家的文学史意义。前后七子在创作理论上具有相承性,皆宗尚初盛唐歌行,重视歌行体诗的情感叙述与社会价值功用,具有浓重写实倾向。影响所及,对明清之际以歌行为代表性创作的云间、娄东二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考察这一文学史现象,对理解明清诗学有重要意义。

“里特罗”风格与平面设计

"里特罗"风格的设计流派的特点是强调历史风格的复古和重构,是对欧洲20世纪上半叶的平面设计风格的复兴。"里特罗"风格既是对这个时期的风格特点的偏爱和认可,又是对当时的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中的沉闷、刻板、乏味以及过分理性的反对。由于这个风格是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的某些平面风格的复兴及演绎,对于今天的平面设计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试论近代中国佛教僧制思想的“复古派”——以欧阳竟无和吕澂师徒的僧制思想为中心

近代佛教僧制思想的复古主张主要表现在反对僧制思想的"世俗化"倾向,坚持"僧事僧治"的原则,以使佛教与世俗社会保持必要之距离;反对"出家务俗"的时代潮流,提倡回到根本戒律中去,以"究毗尼"的姿态来重建佛教僧制,等等。在近代佛教僧制思想的"复古派"中,尤以欧阳渐与吕澂师徒二人的僧制思想的"复古"主张表现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