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

地方收入体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是我国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筹集的一切资金总和及其配套的制度和征管体系。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后,优化地方收入体系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要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收入体系存在事权划分出现“收权放责”且地方政府民生事权偏重现象,税种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资源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大、高度依赖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收支缺口较大等主要问题,提出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即在坚持中央统一框架、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事权、确定支出责任与标准、改进税收分成体制、用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由此确定新时代地方收入体系由转移支付、地方专享税收入、适量的非税收入和合规的地方债等政府性债务收入等四部分组成的大体设想。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弥补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研究的不足,更好地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方针下优化地方收入体系,为持续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论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凸显健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均为“收入导向型”。笔者从地区异质性和极值情景、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评级结果区分度的区域分析、各地区发行利率和利差统计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的必要性。继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构建起“支出导向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并以500个地方政府作为样本,从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得出由“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结果将有所抬升,大幅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评级结果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2022年为基数,可节约27.21亿元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格局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现状对比、经验借鉴与启示建议

近年来,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我国地方债务增量、提速、扩容明显,地方债务问题受到各界关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文通过全面对比分析我国与国外主要国家地方政府分级债务率、财政收支等情况,以及横向对比我国省际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仍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进一步地,在全方位借鉴和吸取国际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经验与教训基础上,分析我国体制、经济与环境各方面优势和债务管理状况,提出稳定市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支出

中国式分权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中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虽然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相对清晰,但支出责任并没有被正式划分。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也因此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并给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风险。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及其困境比较分析

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而职责的履行依托于公共财政的支撑。依据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间在事权支出及收入结构上有着较为明确的划分,财政分权成为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准则之一。文章着重分析了联邦制、单一制及北欧福利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以及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若干国家地方财政的发展困境,以期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发展有所启示。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 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 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性债务水平的长期效应分析——基于不同分权角度的新观察

关于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的关系,理论界主流观点是财政分权会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另有观点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财政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过度扩大。首先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继而从支出分权、收入分权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并搜集1998-2013年中国26个地方政府的省级面板数据,先后采用OLS和固定效应以及SYS-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尝试得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水平。建议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

地方政府投资动因及必要性研究——基于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的分析

2012年5月之后,地方政府重启大规模投资,号称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本文通过分析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从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形势等角度研究本轮地方政府投资的动因。并根据历年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产能过剩和地方财政收支情况,进一步研究本轮地方政府投资的必要性,认为本轮地方政府投资时机不成熟,规模过大,势必对今后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实证分析

虽然我国规定地方不允许发行债券,不许列赤字,但是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变相的方式大量举债,地方债务规模急剧扩张,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不断扩大,潜在的风险很大。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已严重的影响了本级财政的运转,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最大的潜在风险因素之一,各方对由此引发的债务风险颇为关注。本文主要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探讨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如不积极防范和及时化解,将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权的有效运转以及社会的稳定等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以及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将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

财政收支与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新视角

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其行为模式往往体现在其收入和支出方式中,因而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可以从其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入手。文章从地方政府预算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以及行政管理费支出占预算支出比重的角度出发,对地方政府实干的努力水平以及寻租的努力水平进行了度量和考察。

论北洋时期的地方财政

北洋时期的地方财政严重入不敷出,财政支出比例严重失衡。各地方政府通过加税增收和大举内外债以及任意截留中央税款等手段,企图巩固一方割据势力,导致了全国财政一片混乱,并造成全国百姓不堪重负的局面。

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刺激了中国地方政府罚没收入增长吗?

文章研究了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罚没收入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罚没问题貌似一个行政执法问题,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政府财政收支结构问题。在"为增长而竞争"的环境下,各级地方政府形成了"重生产性支出、轻非生产性支出"的财政支出模式,罚没收入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补偿"非生产性"支出、甚至税收收入的重要工具。这导致了中国社会各项罚款与收费的屡禁不止且不断增长。因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罚没收入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在于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扭曲,而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和"越位"。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危机处置的国际经验借鉴

地方政府举债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合理举债有利于地方财政的高效运转,但若监管错位、过度举债则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自2014年起,我国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随着近年来收益类专项债的扩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融资平台、政府引导基金等各种形式的隐性债务风险依然突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视为“灰犀牛”,亟需引起重视和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处置方式,总结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危机处置的有效经验,并结合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发行主体单一、债务透明度差、评级和监管缺位、预警和处置机制不完善等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于2003—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

财政分权理论是政府为解决市场失灵,而介入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产生。但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政府作为仁慈代理者的前提变化,更加注重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不反映政绩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缺乏效率。利用2003—201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收入分权及支出分权的角度分别探讨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诱导所产生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作用,发现财政分权本身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正相关关系,而政府过度竞争是阻碍地方社会保障公共品发展的重要原因。

政府审计、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

文章以我国2012—2018年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政府审计的增收减支效力和健全制度效力两方面出发,结合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综合探讨政府审计的增收减支效力、健全制度效力和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财政透明度都能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且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抑制债务规模扩张效果更加明显;而交互效应表明财政透明度越高,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抑制作用越不显著。因此,从控制地方债务规模和完善地方债券市场的目的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更加强调“事前防范”,重视财政透明的氛围宣传和制度建设,并与“事后监督”的政府审计形成合力,而财政透明和政府审计的政策力度及搭配也应因地制宜。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化解对策研究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已成为当前我国三大攻坚战的首要内容,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是我国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隐患。文章对近年来我国地方可偿债财力及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现状进行评估,并运用KMV模型测算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地方的政府财政可持续状况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背景下日趋严峻;虽然从地方政府显性债务整体的状况判断,无论是负债率还是债务率水平均处于合理安全的边界范围之内,但考虑到财政刚性支出以及剔除不可自主支配收入后,其债务风险水平显著上升;如果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考虑在内,地方政府整体债务风险较高,且部分省份违约风险较大。最后,本文从隐性债务生成机制角度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化解与治理路径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后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思考

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再加上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使地方财政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需采取一揽子措施增加地方各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首先大力发展新经济业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培植新税源。从外部支持来看,延续目前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执行力度;强化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财力下沉;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比例。同时地方财政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采取措施:包括盘活地方政府各部门闲置资产、加强预算间统筹力度及预算结转结余管理、“紧日子”理念下大力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及三公经费支出、提高地方国有企业集中上交利润比例、强化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等。最终规范化制度化解决地方财力可持续性问题需进一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使地方财政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