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诉审查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借鉴德国中间程序为视角

公诉审查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的公诉审查制度难以有效发挥筛选案件的作用,在对公诉权的控制上存在不足,而且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水平较低。相比而言,德国中间程序在审查筛选、权力约束和权利保障方面均具有一定优势。以其为借鉴,为了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诉讼任务,契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促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应在公诉审查中赋予被追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构建公诉案件的实质审查制度并优化对公诉权的约束机制。

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电子监控证据的开示既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又涉及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探究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电子监控证据的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可能会以“公共利益豁免”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同时,因遵循最后使用原则,电子监控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拒绝开示必然会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的”或“动机”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不可,但在同等实效下,应当选择不限制基本权利或者限制程度更小的其他手段。直接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当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监控证据开示的是纳入监控卷宗,准备作为指控依据的卷宗材料和关联电子数据,开示的方式均为查阅、摘抄和复制。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纳入监控卷宗的电子监控证据,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卷宗材料和电子数据,缺乏精细化规定,进而导致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局限于开示与不开示的二元模式;另一方面,对控诉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没有纳入案卷的材料,辩方难以获得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机会,因而对其无从知悉,即便知悉后申请司法机关调取,也难以获得支持。事实上,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承载的内容不同,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的开示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而电子监控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可能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故未入卷材料具有开示的必要。有鉴于此,需按照入卷证据和未入卷证据的二元框架,建构差异化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入卷证据的开示,可以要求辩方签署保密协议,准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监控卷宗,以及查阅、摘抄监控电子数据。然而,基于保护技术侦查方法的目的,对辩方复制监控电子数据的申请可不予准许。对于未入卷材料的开示,控方应当向辩方提供数据清单和数据选择的标准,同时辩方享有提出异议、申请调取关联数据的权利。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审查的“准入与验收”标准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准入与验收”是保障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性与实效性的两个关键端口。检察机关具有审查是否具备“准入和验收”标准的权力,涉案企业均具有申请启动企业刑事合规考察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合规考察准入环节,可从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与企业标准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因素的审查,合规考察的验收标准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进行。合规有效性判断标准是建设预防企业再犯罪的行为准则,最终形成合规守法、积极向上的合规文化。企业合规计划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特征,也有针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必要时,在验收环节可采纳“行政合规+刑事合规”相结合的考察标准,实现预防企业犯罪的溯源治理。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自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设立以来,其运行模式历经三次变化,目前仍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和适用难题,限制了其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要解决当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体中立性不足、审查标准不够科学明晰、审查流程有待完善以及审查效力缺少刚性等问题,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审查标准是关键。建议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依托听证会制度,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兼具“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双重功能;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区别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立案标准与裁定标准,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完善审查的主体、程序、效力及救济途径等制度运行模式的具体内容,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审查

最小必要原则实践上的审查结构不完整,学理上的审查内涵有争议,其完整的审查框架尚不明确。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的实施效果,应清楚最小必要原则的完整审查框架。基于现行规范的释义,最小必要原则属于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体现;基于欧盟法上最小化原则的追溯,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对个人数据的处理作了全面、精细的考察,具备坚实的欧盟法实施基础,亦契合中国的实定法依据,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按比例原则“全位阶”的操作架构,吸收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最小必要原则即形成完整的审查框架,且在比例原则“目的—手段”关系下,最小必要原则可展开规范审查,其规范的步骤包括“事实描述”“目的正当性考察”“手段有效性、‘最小’损害性及比例性考察”三大环节。而告知—同意原则可确定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与收缩空间。

QCA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问题与改进

基于整体论分析多要素组态效应范式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可探究政府治理问题中复杂的组态关系。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编码并分析2017—2022年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发表的204项QCA研究,以系统识别该方法应用于实践的问题和创新做法。经分析发现,即便QCA应用的操作流程已相对规范和统一,但在各个研究阶段和步骤,不同研究者采用的策略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QCA研究者需要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解释方面开展更为科学与细致的论证。最后总结了问题集与相关建议,旨在提高中国公共管理领域QCA研究在研究设计、数据报告和应用实践等方面的质量。

诉前羁押实证研究报告——基于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

诉前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发现,羁押类强制措施的适用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尤其逮捕适用率呈现稳定、持续下降态势。诉前羁押措施的适用,无论是刑事拘留、捕后侦查羁押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均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并且总体上存在羁押率高、羁押期限过长、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辩护率过低、违法羁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四大问题。在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协调其他政法机关,继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适用刑事拘留、逮捕措施过程中严格遵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保障原则,力争把诉前羁押率降到合理的最低限度,把诉前羁押期限压缩至最短。

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限定与适用

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案件的频现,促使《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刑事司法层面,具体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时必须首先明确其内涵,因为对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的体系化解读,客观上存在着其是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立案还是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起诉的分歧。倘若认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立案,不仅会使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与一般刑事案件的立案规定相冲突,而且可能使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突破提请审查批捕的法定期限,甚至使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偏离全面客观地证据收集原则。相反,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限定为核准起诉,则能够避免遭遇上述问题,以保持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的协调运行,且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要求。而在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的语境下,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情节恶劣”要件,实际上就是审查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整体上是否具备起诉必要性,故可以依据起诉必要性审查标准认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情节恶劣”要件。同时,在核准起诉这一定位下,因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与报请核准追诉已形成一体关联关系,所以应当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罪名要件理解为触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罪名。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进路

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全程监督逮捕、防范逮捕筹码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因法律规范不统一而导致审查主体混乱、审查程序不规范、审查依据缺乏量化标准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当前亟待厘清羁押必要性审查相关法律规范的关系、回归逮捕的强制措施功能、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配套制度,并以取保候审条件、逮捕条件为参照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量化指标。此外,应当关注依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提出次数以及在羁押状态下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起诉环节的贯彻

当前我国羁押制度中存在的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一押到底等问题,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有一定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权。检察机关如何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情况进行刑事诉讼监督,本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尝试探讨审查起诉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以期实现案件办理过程中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公诉审查略式程序研究——省略我国审查起诉程序的思考

公诉审查程序以防止无根据的追诉和审判 ,防止国家公诉权滥用 ,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为要。但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因此各国都规定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省略公诉审查程序。目前我国任何案件进入审判程序都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因此 ,应当规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 ,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且犯罪嫌疑人同意简化公诉审查程序的 ,经检察机关同意 ,可以省略审查起诉程序。

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公诉权制约机制较为完善。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缓起诉处分,立法设置了再议制、交付审判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则在审前以起诉审查制进行制约,防止未达起诉法定门槛的案件进入审判。对于大陆来说,其公诉权制约机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陆也应设立公诉权的司法权制约机制,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和不起诉都应最终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和制约,以保证公诉权合法行使。但对于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的不足之处,借鉴的同时需予以改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置初衷是监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以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对象已经不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专业性、秘密性、高效性等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立法,没有通过外行人以参与具体程序的方式对该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的先例。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众参与检察的制度与实践,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回归其应有功能,即只对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进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不当起诉或不当不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对监察委员会侦查行为的监督需要通过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来实现。

监委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需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监察资源、集中履行对公权力的监督职能,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产生的重要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那么监委会移送的案件是否需要审查起诉?文章认为,从立法程式、公诉职能实质化、人权保障、证据等因素考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能够有效保障检察监督职能,因此监委会移送的案件应当先审查后起诉。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理分析与实践型态

法律制度正当性的阐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路径。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内在法理。本质在于,由中立司法官对羁押必要性加以审查,严格限制羁押适用,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亦能关注个案公正。《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概括和原则,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后的处理与救济等作出细化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学思考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引致了一次全新的能源经济革命。加强低碳经济立法,是促进低碳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力保障。借用经济学界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加强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必要性,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发展规划、产业调整、能源立法、财政金融、科技立法、生活消费等六个方面借鉴国外低碳经济相关立法经验,进而审视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状况并加以完善,可以极大地节省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时间成本,从而达致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