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规则》之回顾与启示

《海牙规则》是船货双方利益妥协的产物,以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具有调整内容的限定性、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和规则内容的明确性之特点,其实施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实现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且对当前这一领域的国际化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采用的承运人责任规则超出海上贸易实际需求,以及在上述特点方面存在不足,是其未能发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作用的主要原因。在正确认识海上货物运输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立法的共性和差异基础上,中国在对参加《鹿特丹规则》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应当在《海商法》修改时积极借鉴或吸收该规则中合理和成熟的内容,优化《海商法》第四章采用的“混合制度”。

美国驻华公使对华修约策略分析(1852—1858年)——基于《中美往来照会集》

1844年,中美两国代表耆英与顾圣(Caleb 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标志着中美近代外交关系的正式形成。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对在华贸易等方面的发展缓慢感到不满,将原定于1856年修约的时间提前到1852年。在1852—1858年修约期间,美国四位驻华公使对华修约总体上是采取“和平修约”的策略。美国外交官员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的“迂回策略”,打破了只有通过两广总督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惯例;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与伯驾(Peter Parker)的“联合英法”策略是在美国单独修约未果的情况下与英法联手对清政府施压;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的“和平使者”策略是在清政府面前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以此为契机与清政府展开条约谈判,并最终抢在英法之前成功修约。

技术措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义务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1995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1917—1921年墨西哥排华风潮探析

1917—1921年墨西哥北方诸州出现了排华风潮,华侨在墨西哥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旅墨华侨纷纷采取自保自救措施,降低排华风潮所带来的伤害。在墨西哥华侨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采取一定的外交手段保护在墨华侨,并尽量维持对华侨有利的双边条约。但墨西哥修约态度强硬,经过交涉,1921年中墨双方最终签订了《暂行修改中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条约之协定》,这一协定埋下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大规模排华的祸端。

北洋政府修约外交背景论析

北洋政府历任统治者都执行了修约外交政策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是主客观、国内外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民众废约要求的高涨凝聚起强大的后盾力量 ,革命势力的迅猛发展及其激烈的废约言行是刺激因素 ,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外在机遇 。

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问题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明治二十年代,以反对明治政府的条约改正案为契机,在日本兴起了一股反对极端欧化政策、主张保持日本国民性的思潮。陆羯南便是这股思潮中一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其所主持的《日本》等报纸上,陆羯南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了其所宣扬的国民主义的基本主张、宗旨等问题,呼吁日本国民在摄取欧美文明时,应该坚持日本的自主性,有选择地进行西化。

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信息条款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对权利管理信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国对于权利管理信息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法律救济。由于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权利管理信息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比较各国履行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保护条款的国内立法,主要差异体现在权利管理信息定义、禁止行为、主观认知要求、例外限制情形以及法律救济方式五个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权利管理信息提供了较为详尽合理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明确。

外资国民待遇与我国外资法的调整

本文认为对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界定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结合做出。从内涵上讲,应采纳"不低于"标准;从外延上讲,应限于东道国具体承诺的"不低于"领域。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影响我国对外资法的调整,在外资法的调整中,要准确把握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充分运用好外资管辖权。

修约与北洋政府的内政

北洋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政策和措施,不仅影响了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成为影响其内政的重要因素。巴黎和会上的对德和约成为各派相互攻击的重要理由,华盛顿会议上的山东问题引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而修约外交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削弱了北洋政府政治统治的威信。

应宝时与近代早期的中日关系

应宝时是近代早期中日关系史上值得关注的人物。早在1864年至1868年间,他便以上海道台的身份与日本幕末政府有过两次交涉。正是这两次交涉,初步奠定了中日早期商贸往来的基础。1871年,应宝时受李鸿章奏请参加中日天津修约,他以办理上海洋务十余年的经验,在修约过程中筹划周详,力持大体,为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修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他毅然上书江苏巡抚,提出发兵讨伐日本以阻侵台行径,该建议虽不被当局采纳,但上书中所展示的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认识,却远超时人。而他机缘巧合为日本学者安井衡所著《管子纂诂》作序,则开启了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文化交流的先声。

1902年中英修订商约的动因分析

1902年中英修订商约,是近代英国多次逼迫清政府修订条约中的一次。但它有特殊的地方：清政府由主动变成被动,英国在有很多附加条件下同意增加海关税率。分析这次修改商约的动因,有助于理解这次修约的特殊性。

论1926年中比修约中的国际法庭应诉之争

从中比修约中的国际法庭应诉之争全过程来看,比利时是把国际法庭作为胁迫北京政府在修问题上让步的一种手段。在争端原由上,北京政府不拘泥对个别条款的具体解释,这有利于修约外交进一步展开;北京政府在争端性质上的界定及不到国际法庭应诉的外交策略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北京政府加入国际组织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困际组织也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提供了舞台。

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策略及特点分析

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外交的主角。顾维钧在具体的修约中采取了联美外交和个别交涉的策略。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特点是:注重情报收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中庸的政治理念、杰出的外交才能。顾维钧的修约外交,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和特权。

浅谈马基雅维里及《君主论》

《君主论》一书是马基雅维里在总结历史规律后,结合其自身丰富政治阅历而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其中反映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军事观和作为君主的道德观,并饱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同时,《君主论》历来是一部颇受争议的作品,但其中部分观点和作为君主的行为准则为随后历史中许多掌权者所践行。

近代中国的修约外交及其历史意义

国际公法较为完善的今天,依然存在着国家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强国惯常于通过条约扩大自己的利益,对于条约的另一方,这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回归中国近代史,是一段缠绕着"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屈辱起于中国方面对国际法及外交知识的匮乏,随着留洋人士的归国后,近代中国才开始注重对外交方面的认识,如何消除"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害成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修约"针对此问题作出的努力,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近代中国的修约外交及其历史意义

国际公法较为完善的今天,依然存在着国家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强国惯常于通过条约扩大自己的利益,对于条约的另一方,这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回归中国近代史,是一段缠绕着"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屈辱起于中国方面对国际法及外交知识的匮乏,随着留洋人士的归国后,近代中国才开始注重对外交方面的认识,如何消除"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害成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修约"针对此问题作出的努力,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修约外交之初步:论抵制美货运动中的清政府

1904—1905年在与美国关于华工条约的交涉中,清政府不仅要求期满修约,而且以期满为由废除旧约,要求另订新约。在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后,清政府也采取了开明的态度,希望借助民意,促使美国政府让步,争取早日达成新约,并利用美国国内意见不一的情况,积极展开活动,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虽然,由于远东国际环境、美国的压力、对国内社会秩序的担忧等多方面的原因,清政府最终转而压制抵制运动,与美国商定华工新约也不了了之。但这些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为后来的民国政府所继承,构成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经修正的京都公约》的修正机制及公约未来走向分析——《经修正的京都公约》全面审议中的条约法问题研究之一

当前WCO对《经修正的京都公约》全面审议工作是国际海关制度领域二十年一遇之事,我国有必要充分认识公约及其全面审议的重要性,以谋长远。《经修正的京都公约》实际上是一个公约群,其中主约是整个公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也决定了公约修改的难易程度。正确认识公约主约及《修正京都公约的议定书》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公约管委会职能范围及其与WCO的关系,是我国把握公约全面审议的合法性及其进程的关键。《经修订的京都公约》主约规定了公约修正采用“分类提案、分类修正、分类表决、分类接受”的机制。对比1973年《京都公约》和1999年《经修正的京都公约》的发展更替过程,可发现《经修正的京都公约》是新条约,而非原1973年《京都公约》的延续。因此,当前在现行公约框架下,虽然全面审议工作完全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不大,公约修正案难以完全生效。但谈判各方可以在现行公约框架下修正公约,以另一新公约替代1999年《经修正的京都公约》,或者将工作报告文本的内容转化为WCO软法性工具或文件。但无论如何,全面审议工作的成果,即使是局部成果,仍然将影响此后20年全球海关法律制度的发展路径与具体内容。

济南惨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因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中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运动初兴时,日本各级外务官员极度轻视中国民众的抵制运动,认为其不能长久;但随着运动不断壮大,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日益严重,日本外务省遂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利用济南惨案交涉、改订商约谈判等机会威逼利诱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种种举措,皆服务于其对华侵略扩张之根本目的,旨在通过压迫中国民众放弃抵制日货运动,以维护日本在华不平等经济利益。

试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

日本近代外交开始于1868年,这时幕籓体制崩溃,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由此形成了新的外交主体。近代以来的日本外交,主要以"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为中心,具体表现在"改约外交"和"扩张外交"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