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难以被建构的城市”——论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中的“困境”

“十七年小说”中,城市题材作品远没有达到如“革命历史小说”、农村题材小说那样代表作家众多、经典之作频出的高度。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传统上来说,现代文学时期城市题材小说数量有限,而且多表现的是对城市的批判,故没有形成可供“十七年小说”借鉴的资源。从现实层面上来说,随着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城市的确立,对城市的书写逐渐从都市生活转向工业生产,但这却与当代作家的写作经验产生了“错位”。此外,农村题材较城市题材更容易实现当代文学对“革命的现代性”的追求,这无疑让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题材选择过程中处于了劣势。

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基因的赓续——以“十七年”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并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赓续着。以“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蕴含其中的三大红色基因分别是“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正确的群众路线”,其赓续红色基因的三种主要艺术形式分别是以鲜活的英雄形象承载红色基因、以典型环境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营造氛围、以情感共鸣助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中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高校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优势,扎实做好红色基因的赓续,让红色基因的赓续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渠道。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一个主题三种模式”——论苏联工业题材小说对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范式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模仿和借鉴的样本。概括说来,前者对后者的范式作用主要体现在主题思想和叙事模式上: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以"劳动"为主题,集中表现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承袭了这一基本主题;而苏联工业题材小说的三种典型叙事模式("外来者领导"模式、"两方斗争"模式和"生产生活中心"模式)亦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作家所仿效,成为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十分常见的行文结构。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评价问题与反思

当下已在学界成为常识的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是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建构的观念。其成就不高,从创作层面上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与工业生产间的互动决定了其"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创作模式,狭窄化了作家的创作空间;从接受维度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关于人性和经济的基本假设与构建当今社会秩序的主流经济文化相悖,造成了文本内真实性的破溃。放在世界文学中看待,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关联的存在,它呈现了一种迥异的经济想象,是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学标本。

儒家话语的革命转述——“十七年”小说的文化透视

"十七年"小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外显的意识层面,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疏离,但其核心话语价值均获得了立足革命意识形态的巧妙转述,并参与了特定时代社会价值的建构。对于"十七年"小说文化内涵复杂性的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论小资情调在十七年小说中的隐失过程

小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曾大量出现,由于政治的规训,逐渐滑向文学叙事的边缘,作为不健康思想倾向的小资情调也被不断批判。小资情调始终作为异质的力量参与着十七年小说的审美建构,并在文学的政治修辞中不断洁化。在《我们夫妇之间》《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文学文本的叙述中则清晰地呈现了小资情调不断弱化和隐失的变化轨迹。

被规训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主题

文学批评家对《不能走那一条路》主题的阐释,深刻地影响了《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到《艳阳天》的写作。在整体的社会政治文化机制的规训下,作家们都力图把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冲突纳入两条路线斗争的叙事规范中,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也就在单一主题的表现中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

“十七年”抗日小说创作再回眸

抗日小说是"十七年"战争小说的主体。从内容看,均描写的是敌后游击战争,承的是解放区抗战小说的余绪,因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上呈现了许多共性:一是大力歌颂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伟大历史功绩,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二是着力塑造传奇英雄人物,提纯神化正面人物,丑化矮化反面人物,存在大量雷同化的故事情节和扁平化的人物;三是部分作品反映了在战争狭缝中挣扎的人性和沉浮的人心。

陌生的爱情话语——浅析“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模式

"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书写空间狭小,但有关爱情的文字依然存在。论文聚焦"十七年"爱情小说书写的两大主要模式:战争爱情与劳动爱情。前者圣洁而悲壮,后者功利而理性;同时分析两大模式下爱情书写在心理纵深度、艺术表现力、时代烙痕、女性成长主题等几个方面相异或相同的书写特色。

战争语法与情爱语义的话语置换——论“十七年”战争小说中个体欲望与群体政治的叙事互动

"十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力图通过文艺为新政权、新社会和广大人民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历史共同场域,以便简洁、有力、高效地构建起新中国执政党统治的史实合法性和逻辑真理性的科学本质。"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几大普泛性叙事策略,就是两性私爱被组织进民族/阶级解放的宏大政治话语中不同的具体方式。主要体现为叙事方法上对人物情爱故事的典型化的裁剪和组合,和叙事伦理上对作为战争深层动力的个体爱欲的政治化置换。这种以集体战争语法与个体情爱语义的叙事互动,同时也是个体私己情爱欲望被意识形态所规训的话语痕迹。

多向度的嬗变——建国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比较论

乡村小说因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产生,并伴随着新的历史语境而发展。“五四”乡土小说、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分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较之“五四”乡土小说,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在创作主体、创作思想、文本色调等方面均发生了嬗变。这些嬗变反映了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心理、审美感受的变化。

革命风景的生产机制及其局限——以十七年革命小说为例

十七年革命小说中的风景有着独特的生产机制,其发现风景的主体由“内在的人”转向关心政治生活的“外向人”,形成了同叙述者凝视和异叙述者凝视(俯瞰)的风景形态,而风景的线状、点状、线—点综合等细节构造由直观义转向隐喻着种种革命精神,风景功能则主要偏向作为战争调节与过渡的叙事作用。这些革命风景描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景的自然审美价值,而且存在缺乏多维度描写形式的局限。

论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春节”意义之变

春节作为传统节日中最为盛大的节庆,不断地出现在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中。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呈现的春节或对传统习俗进行政治化书写,或展示根据地军民团结的景象,或者叙述喜庆气氛掩盖下的革命活动。春节在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中成为论证革命斗争正义性、革命政权合法性的表达工具,更多地被增添了政治色彩。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研究

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是电影叙事学重点考察的内容。"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叙事时间上,主要涉及对时间的选择、时间顺序的安排和时距(时间的变形)三个方面,创作者基本遵循秩序,显得规范、工整,渲染、突出重点情节和段落。这一时期影片的叙事视角主要采用全知视角,以及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创作者选择让叙述者隐身在作品背后,强化"视觉幻象",靠情节自身的推动力向前发展。这样的叙事方式是由时代性的意识形态及其审美取向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