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潼川诗人用韵“歌”、“豪”通押看宋代四川方言

宋代四川潼川诗人用韵中有歌豪通押现象,这可能是宋代潼川诗人本土方言语音的自然流露。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四川话形成于元明以后,它从属于西南官话,是北方话在西南的变体。这种观点表明元明以前的宋代是四川话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宋代潼川诗韵中歌豪通押的事实就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对四川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意义重大。

试论后来学者对段氏古韵十七部的补充和修订

段玉裁古韵十七部有几处不足 ,一是真质相配 ,二是萧部侯部无入声 ,三是歌部无入声 ,后来学者对此作了可贵的探索 ,从而使古音学在段氏的基础上更加完善。

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考

结合宋代早期诸宫调以及元代《中原音韵》等历史文献,对南阳大调曲《李豁子离婚》用韵进行研究,揭示了该曲在用韵上具有通语和方音两个不同层面的特征。

“歌”、“谣”、“诵”小考

歌、谣的概念自出现以来便纷争不断,较为有影响且讨论最多的是"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之说。实际上,在"合乐徒歌"之区隔外,另有"雅歌俗谣"的说法,显示出歌谣在上古时期便有了雅俗之分,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和研究古代采风行为和制度。此外,古代还有一种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文体称为"诵"。"诵"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与歌、谣稍有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只有将歌、谣、诵一并讨论,才能对古代歌谣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大”音演变的新思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汉语通语及方言中“大”音的演变。第一节梳理了唐代以前“大”的读音的相关记录,指出:秦汉以前还没有见到“大”跟歌部读音有关的任何押韵或文献证据;《淮南子》表示“舵”的“”是根据汉代准南方言发明的一个方言俗字;音注材料里读歌韵的“大”见于郭璞与刘昌宗的音注;域外对音中《长阿含经》读*a韵的“大”则反映了十六国时期的西北方言。第二节分析了汉语方言中“大”的三种读音类型,分别是“不读泰韵”“读泰韵不读歌韵”与“读泰韵歌韵皆有可能”。基于一、二两节的讨论,第三节提出文献与方言中“大”音的关系:闽语、客家话、粤语的“大”的读音很可能跟汉代淮南方言有关;湘语、赣语“大”的读音则跟唐宋以前的通语有关;官话方言的“大”则跟元代以后的通语有关。我们还提出歌韵的“大”音来自“伪读书音”的假设。第四节则是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总结。

从字形舛讹论上古歌类韵部字的特殊读音

根据中上古语音对应规律,参考《说文解字》的谐声和中古的注音,对上古歌类韵部字的特殊读音进行原因分析,我们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字形舛讹所有导致。字形舛讹可以从注音字和被注字两方面来看,被注字的字形舛讹又可以分为同形舛讹、近形舛讹两种情况。

从先秦韵文看白一平-沙加尔对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及构拟

白一平、沙加尔《上古汉语:构拟新论》(2014)对传统的歌月元三部进行了重新分部和构拟,在传统歌月元三部的基础上再分出两类和三类:歌部分别拟音为*-aj/*-oj的两类(本文称为歌1和歌2),元部分别拟音为*-an/*-en/*-on的三类(本文称为元1、元2、元3),月部分别拟音为*-at(-s)/*-et(-s)/*-ot(-s)的三类,(本文称为月1、月2、月3)。本文对该书三韵部各类的所辖范围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上古汉语《诗经》《楚辞》《老子》等先秦韵文,发现重新分部之后的歌月元三部之间界线并不分明,还会产生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将歌月元三部进行再分部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