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米出省”与“外运济仇”——上海米商、江苏省政府与1928年禁米风波

20世纪20年代,上海粮食供需严重失衡,粮价高涨,而且时常出现米荒,时人对粮食状况普遍感到悲观。1928年,江苏省在“济南惨案”后禁止向日本出口粮食,次年又实施了严厉的禁米出省政策。上海总商会提出查禁米粮出境,要求政府防止米粮出省来保护上海商人的利益。但江苏省政府对于上海方面的说法并不认同,对禁米的侧重也似乎并不是禁止米粮出省,而是禁止米粮“外运济仇”,强调“商人不分本省及他省”都一体遵照查验米粮护照的办法执行,这就把上海米商变成了主要防范对象。上海米商的权益不仅没有巩固,反而受到了威胁,由此生出了“群起反对”的风波。

中国近代有关糯米的禁令

糯米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命运,也决定了其是考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特殊而有效的切入点。近代以来官方不时出台强行管制糯米生产、流通或消费的举措,这类禁令总是出现在环境或观念突生重大变化之际,标志着一系列特殊的时代节点。各类禁糯令实施效果不一,其中西南等地屡次禁种糯稻后的复杂效应和深远影响不容忽视。

北洋政府时期米禁政策研究——以苏米弛禁案为中心(1918—1920年)

北洋政府时期,江苏着力维持民食而施行米禁,偷漏之风却始终不绝。1918年英国根据条约、日本因荒乞籴,纷纷要求苏省废除米禁。出于逐利之心,兼权衡外交,皖系北京政府倾向弛禁。社会舆论则以申禁为主流。面对英日两国、中央与民意等各方压力,几经波折,江苏当局最终重申米禁。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随即冒用军米名义,辗转多省,走私巨额米谷输送日本,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案在揭示北洋政府内外勾结、政治腐败的同时,说明米禁政策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在经济失序的背景下,却是地方政府维护民食安全的必要途径。

清末江西米禁研究(1901—1911)

江西在清末新政时期出于粮食歉收、仓储空虚、绅民呼吁等原因在省级层面数次出台了限制米谷出省的米禁政策。十余年间,江西在申禁与弛禁之间反反复复,仿佛陷入了死循环,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江西官府、绅商、下层民众等各方具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他们的立场也并非一成不变,这种复杂性提示研究者对近代历史上的米禁不应进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评价,同时反映了在那个剧变时代江西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