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羁押不是独立的刑事强制措施,它是逮捕后的必然结果,具有预支刑罚的性质,而且有悖于无罪推定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高羁押率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备受诟病。为限制羁押适用范围,不仅应当在羁押开始之初设置实体性和程序性障碍条件,在决定采取羁押措施后还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定期复查,将其纳入动态考察机制,严防不当羁押、超期羁押。文章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实状况,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对进一步加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中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方面一直存在程序空白。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体现了国家对捕后羁押程序的重视,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的进步,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新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体系。文章通过阐述审查程序适用的主体和案件范围、审查程序的时间和方式、审查程序的内容和审查后的处理原则等方面,意在增强捕后羁押必要性制度的可操作性,有效减少错捕、滥捕现象的发生,进一步促进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制度的完善。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证研究

201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人权司法保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该法第93条规定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其目的也直指我国长期高居不下的羁押率。然而目前立法并未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及标准进行细化。对审查案件的范围是如何确定的,实践中对法院决定逮捕和公安报请批捕是如何处理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调研将有利于刑诉法的理论研究。

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构想

逮捕在我国是一种审前羁押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进行,但逮捕措施如被滥用,必将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逮捕必要性条件。但逮捕必要性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效果还不明显和均衡。我们有必要建立完备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审查、评估等方面进行规范,从而更好地体现出逮捕必要性对保障人权的价值。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践不足与完善

羁押具有诉讼程序保障和预防新犯罪发生的双重目的,我国采取的是逮捕与羁押合一的法律模式,这是造成羁押率畸高的重要原因。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认识及具体操作方面的不足。应采取以听证模式为主或听证与书面结合的审查模式,并在司法化、替代措施及认知方式上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予以完善,使其更具实践性,以达到降低高羁押率、促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改过自新的目的。

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程序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确立了基本法律框架,并设置了相应的启动程序,一是依申请被动启动,二是依职权主动启动,但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操作规则尚需进一步研究。在精准把握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对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范围作出限制,依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应该设定"前置程序",侦查机关(部门)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并不是检察机关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应当情形。

从效率视角审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面对数量众多的被逮捕的在押人员,从效率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提出从转变理念、完善审查程序、整合相关部门资源,以提高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效率。

对台湾地区羁押审查与我国大陆审查逮捕规定的几点比较与思考

1997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具有惟一的羁押决定权,大陆2012年《刑事诉讼法》完善了逮捕条件,依旧规定检察官行使批捕权。文章从审查过程的到场参与者及审查后结果的角度对两岸的羁押审查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实务问题进行了对比和思考。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的法律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岸法律的对比有利于我国大陆在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过程中吸收借鉴台湾修法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使我国进一步完善人权保障制度、控制公权力滥用、尽快实现法制现代化。

改造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合理化路径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对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审查作出了规定,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值得予以肯定。但该条规定过于抽象、笼统,没有细化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相关要件。为此,应当进一步明晰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机制、审查对象、审查期限等内容,以使该程序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之构建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捕到底"、"久押不决"、"不当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背离了羁押的初衷,侵害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对现行羁押措施进行重新审视之余,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承继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填补了我国在羁押救济规则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的发生,也有力地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刑诉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操作,使其成为毫无强制力和生命力的"摆设"。因此,无论是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都需要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严密的设计,以增强该机制的司法适用功效。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探寻与实证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增设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审前羁押必要性的法律监督,切实落实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但在司法适用中,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运作还存在审查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操作程序不具体、易引发风险等诸多问题,应从丰富审查方式、建立衔接机制、细化审查标准、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寻求完善路径。

羁押必要性审查与人权保障——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围绕如何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诉讼理念,调整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价值目标,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基本人权,提出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由侦监部门主导,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要件应当高于逮捕必要性审查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