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兴衰再探——基于市场营销的视角

从清初到民国初年,山西票号曾"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对当时社会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经历了百年的辉煌后,山西票号的守业人由于患上"营销近视症",固步自封、错失良机,只注意眼前利益,忽视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没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将经营产品从异地汇兑转向存放款,变业已落后的票号机制为先进的银行体制,山西票号最终走向了覆灭。

中国近代城市关联:基于山西票号专门化金融经营的考察--以光绪二十八年《通年银流水账》为例

在山西票号整体性消失后的一个世纪里,学术界针对山西票号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却也存在一些学术偏差。追寻原因,最关键在于史料的缺失与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套解、演绎、解析的方法论泛滥。最近十多年来,有关山西票号的原始文献——账册与信稿不断被发现,一定程度可以弥补上述缺憾。借助日升昌票号天津分号光绪二十七年腊月至二十八年冬月的《通年银流水账》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可以深化和拓展以日升昌票号天津分号为代表的票号专门化金融研究;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以“白银货币空间运动的专门化汇兑”为纽带所形成的城市关联性问题。

基于空间句法的平遥票号空间保护利用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山西票号空间的保护利用模式,借助空间句法Depthmap工具,对平遥古城中的日升昌及其周边票号(中国票号博物馆)六个典型时期进行了分析,并提取了日升昌的相关空间特征,票号空间与平遥传统民居紧密关联;空间句法的定量计算为进一步保护利用提供定量依据;以日升昌票号鼎盛期为背景,票号空间为核心,在尊重平遥古城民居自身空间特征的前提下从古城街巷出发进行整体性保护,提出了日升昌当下保护利用的特点以及未来保护利用的新构想。

山西票号在上海的业务和收益研究——以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昌票号上海分号《年总结账》为例

日升昌票号咸丰年间起登陆上海滩,至此与上海的发展形影相随,在上海设立分号的时间大体为一个甲子。借助日升昌票号的原始资料,针对光绪皇帝推行新政伊始(1906年)的日升昌票号在上海的金融经营情况予以考察具有双重意义:既给出一个"时点"的山西票号业务和收益绩效,也从白银货币运动、汇兑的角度探究当时上海的"经济及其金融状况"。作为几乎相同情况的二十六、七家票号在上海具有群体效应的代表,重点关注山西票号的业务和收益,不失为探讨票号兴衰轨迹的正确方法和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近代金融与近代上海城市化的步伐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