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北自然生态系统外来植物入侵风险评估及管控策略研究

为探索滇西北外来入侵植物现状及其区域入侵风险,提高区域应对外来入侵植物管控水平和能力,对滇西北维西县境内普查收集到的62种外来植物的空间分布、危害发生程度、物种区系统计结果以及调查发现频度等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提出外来植物入侵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并对记录到的外来植物分别进行入侵风险评估。结果表明,62种外来植物中有52种入侵植物,其中二级入侵中风险水平植物有13种,占比25%;三级入侵低风险水平植物有39种,占比75%;不存在一级入侵高风险植物。针对各物种入侵风险评估等级,提出采用分级分类管控方法对外来入侵植物进行风险评估和管控,并就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管理措施进行讨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景观生态风险的生态分区识别与优化策略——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为例

生态空间分区识别是支撑自然保护地生态资产管理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工作。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以下简称为“园区”)为例,集成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模型方法、景观生态学方法、GIS格网法,分析了园区1998—2018年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选用Z-score标准化构建了四类生态分区。结果表明:(1)草地占园区面积的55.00%以上,30年间(1998—2018年)园区土地利用之间转移总面积为102.49 km^(2)。(2)3个时期(1998年、2008年、2018年)园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约为274亿元/a,单位面积ESV为172.94万元/km^(2)。不同ESV等级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镶嵌交错分布格局,高寒河源湿地区和寒温带针叶林区为ESV的高值区。(3)3个时期园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分别为0.2287、0.2286和0.2310,生态安全状态整体较好,景观生态风险以低生态风险等级和较低生态风险等级占主导地位,占园区面积的90.00%左右。人工牧草地、旱地、建设用地的景观生态风险等级较高。(4)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景观生态风险两个维度将园区划分为生态保障型生境修复区(I)、生态脆弱型特别保护区(II)、生态改良型发展利用区(III)和生态预防型保育涵养区(IV)四类生态分区,并提出差异化管控方案。

城市化区域生态风险驱动力及管控策略——以北京市为例

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及周边区域生态风险不断增加,认知城市化区域生态风险,探究其变化的驱动因素,提出行之有效的风险管控策略,对城市化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市为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对生态风险进行了定量表征,分析了城市化因素对生态风险的驱动作用,探究了生态风险管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不透水地表扩张、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均对生态风险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其中不透水地表扩张的驱动作用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通过影响不透水地表率间接作用于生态风险,在2005年时,人口密度对生态风险的驱动作用大于GDP强度,在2010年及之后,GDP强度对生态风险的驱动作用则变得比人口密度的驱动作用更大。北京市的生态风险管控策略为:在不透水地表率介于40%—70%的区域降低不透水地表率和实施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优化;不透水地表率大于70%的区域应防止不透水地表进一步扩张;不透水地表率低于40%的区域需通过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强化风险防范、降低风险暴露等途径来管控风险。此外,应通过提高海淀、昌平、通州、顺义等辖区的人口和经济城市化集约水平来降低生态风险。本研究阐明了城市化对区域生态风险的驱动作用,可为北京市生态风险管控提供依据。

互联网科技众筹金融生态风险控制体系构建

互联网科技众筹将民间资本与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项目对接,能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目前互联网金融生态乱象丛生,互联网科技众筹发展尚不完善,建设互联网科技众筹金融生态应重点落地风险控制体系。运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基于互联网科技众筹业务模式,梳理了互联网科技众筹金融生态风险控制体系逻辑与架构,从生态主体风险行为、生态环境内外部风险、生态关系风险类别3个角度总结分析互联网科技众筹金融生态当前存在的风险,研究与构建了互联网科技众筹金融生态风险控制体系,并从发挥生态主体作用、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维持生态关系平衡3个方面提出建议。

生物入侵的危害与防治对策

生物入侵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生态学现象.入侵种通过竞争、捕食、改变生境和传播疾病等方式对本地种及其系统产生影响.生物入侵的危害表现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仅美国每年因外来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近1370亿美元;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成千上万的人被外来种传染疾病以致死亡;引起严重的社会恐慌和动荡,人们寝食不安;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全球自然灾害频频爆发;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防治生物入侵有3条途径:实行全面检疫,阻止外来种的偶然入侵;采取全面的生态评估和监测,防范引进品种的入侵灾难;对已入侵的外来种采用机械法、化学法和生物防治法进行根除和控制.应用生物防治法、筛选天敌和对其进行危害评估时要特别慎重.

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

创新生态系统是由高科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基于构件/模块的知识异化、共存共生、共同进化的创新体系。系统中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成功往往依赖于他人,依赖于众多与之兼容的协作R&D与技术标准合作,从而引发了传统R&D项目管理风险以外的依赖性风险、整合性风险、关系风险、结构风险等等,从伙伴遴选、网络治理等角度控制这些风险成为当今学术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

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风险空间管控研究--以池州杏花村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亟待破解由此带来的复杂的生态冲击以及如何平衡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之间关系的发展谜题。摈弃传统的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途径,选取中国安徽省池州市杏花村作为研究区域,通过生态要素识别、生态敏感度评价、生态脆弱性分析、生态干扰分析,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提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基础上的生态空间区划与发展引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优化、旅游发展空间单元开发控制等空间管控策略,旨在探讨以生态风险评价作为准入机制的乡村旅游发展空间管控的技术路线与基本方法。

土壤环境中微塑料的研究进展

微塑料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塑料颗粒,近年来,微塑料对环境的污染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微塑料对水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有较多报道,但微塑料在陆地环境特别是土壤中的存在和影响的系统性研究鲜有报道。本文从土壤微塑料的来源和分布、分析方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环境效应及管控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综述,并针对今后土壤微塑料的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土壤微塑料的主要来源包括农用塑料薄膜残留、污泥的土地利用、有机肥施用、地表径流、污水灌溉和大气沉降;2)总结了土壤中微塑料的分离、提取、鉴定及分析方法的优缺点,但目前仍没有标准化的检测和定量技术;3)微塑料会影响土壤的结构和理化性质,对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造成威胁,并改变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4)微塑料表面可附着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物理和化学污染,可释放内源性有毒物质,并导致复合污染效应;5)微塑料污染的防控措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研发生物降解塑料产品、从源头控制微塑料的输入以及加强世界各国合作。提出今后微塑料的研究应建立统一的定量分析标准方法,发展更准确的可追溯分析技术,加强对土壤中微塑料污染的科学研究。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微塑料在土壤中的环境行为,为进一步探索土壤微塑料提供思路,而且可为土壤中微塑料的生态风险评估及污染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基于复合生态系统视角的农地经营权流转风险分析

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的视角,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主体进行分析,并重点识别了农地经营权流转中所面临的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秩序、提高流转效率,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对农地经营主体的监管,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民素养,完善农民保障体系、优化经营者保险体系等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中国陆地生态风险评价

传统的生态风险评价主要依据是点源性威胁、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等生态实体特征指标,忽略了与实体功能属性密切相关的人类福祉因素。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生态风险评价体系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本文运用GIS和遥感技术重构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图谱,采用生态风险分析模型给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中国陆地生态风险格局的定量描述和空间分布,划定了不同置信水平下的生态风险管控优先区。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取值在0～2.17之间,年际间呈现小幅波动趋势,年平均总指数在0.30～0.57之间变化,其中24.7%的区域显著增加,主要分布在台湾、云贵高原及新疆西北内陆区,37.1%的区域显著减少,主要分布在东北、青藏高原及中东部地区;②不同置信水平下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存在的风险损失不尽相同。如当置信水平为90%时,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的可能损失比例为24.19%,生态风险指数为0.253。比较置信水平和生态风险指数间的关系,发现当置信水平较高时,生态系统服务蒙受风险的概率相应降低,但此时出现风险时所承受的损失也对应增加;③以90%置信水平为例,中国生态地理区划的风险特征表现为:平均生态系统服务风险指数居前列的六位依次为内蒙古高原生态区、华北平原生态区、黄土高原生态区、东北平原生态区、横断山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极重度风险所占区域面积比例依次为55.89%、26.63%、24.35%、20.62%、18.70%、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