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礼治、法治、德治:梁启超群学思想的三个维度

群学思想是梁启超社会变革主张的基石。“群”是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如何实现良好群治是重拾中华民族信心的关键。梳理历史,梁启超将礼治视为治群的初始手段;立足当下,他主张以强化法治精神来弥补礼治的不足;着眼未来,他提倡德治以期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性“大群”。从过程看,礼治、法治、德治作为三种治理手段贯穿于梁启超群学思想始末。其间,他对“群”的本质、功能及其流变,礼与法的功能及其重点,群德的养成以及公德与私德的新内涵做出系统阐发。最终,梁启超超越了由礼治回护的国家民族主义,走向日臻德境的世界大同。

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礼治作为传统社会的独特治理方式,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历史、现实及价值上的逻辑契合性,具体表现为礼文化蕴涵的丰富治理资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及礼文化蕴含的独特人文精神特质同现代化乡村治理的价值追求相契合。新时代推动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可从发挥基层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重视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及健全乡村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四个层面进行路径探索,以文化“软治理”助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民本思想视域下包拯法治思想的实践及当代启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民心是国家安稳的定海神针。北宋名臣包拯以皋陶民本思想为支撑点,秉承儒家民本思想,撷取法家“依法治国”基因,主张轻徭薄赋,破除旧制,整饰吏治等,守法持正,救饥拯溺,巩固政权。新时代,将包拯法治思想与我国具体国情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推进司法机关选人用人工作,蓄力司法为民实践,助推打造安徽司法文化品牌,使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迈向新阶段。

论阮元的“节性”思想

阮元的“节性”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他立足于两汉之前的儒学经典文献得出了“性”中既包含德性也包含欲望的结论,接续了戴震以“血气心知”释“性”的观点,主张欲既不可穷也不可纵,由此提出了“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节性”为基础,提出了礼治等主张,并展开了对宋明理学和佛老之学的批判,力图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性格,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

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出礼入刑”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结晶。随着我国古代礼法关系经历了礼刑并用、礼刑互斥、礼法合一、隆礼重法这四个历史阶段,“出礼入刑”法律传统得以形成、发展并巩固。“出礼入刑”并不是机械地要求礼和法在适用上完全对应,而是强调礼和法是有差异的统一。礼和法可以相互为用,但礼是法的指导与渊源,任何法律制度都要以礼的精神作为支撑,使礼的规范法律化。“出礼入刑”法律传统揭示了礼和法的互动关系,它是中国古代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并对古代治国理政的模式、法律制度的基调、法典编纂的风格以及审判决狱的思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命题之下,应当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积极借鉴“出礼入刑”法律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实现礼法关系的现实转化,探索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治理新方式。

论叔孙通的礼治实践及其影响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通过制定朝仪及宗庙礼法等制度,推动西汉礼治,既使汉初朝堂君臣等级分明,又使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弘扬,为后世帝王进行礼治建设提供典范。由于叔孙通的礼治实践,汉初统治者改变了对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大量儒生因此入朝为官,改变了西汉的官僚结构。随着儒学与汉初政治联系的加强,儒士的独立人格开始走向退化。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不管是对汉初的政治统治,还是对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论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及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建立法治国家既要吸取现代法治文明的理念和模式,又要吸取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主张人性恶,强调后天的礼法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主张发挥礼教的作用,力主礼主刑辅,倡导德治和法治的结合,能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启示。法治国家建设要立足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和法治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无讼:孔子礼治思想的表达

在儒家道德观的统摄下,传统诉讼文化大多对诉讼持消极态度。实际上,这种消极态度源于对孔子“无讼”思想的曲解。孔子的“无讼”思想侧重点不在于诉讼本身,而在于对礼治的追求。其实现“礼治”的方法主张有三:(一)“富之”“教之”,以去民之“争心”;(二)以礼率法,对于不能“教之”或看似合乎法却违于礼之人,则不排斥刑罚的使用;(三)公正司法,让有理之人敢于诉讼,让无理之人耻于诉讼,进而恢复社会人际关系之和谐。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中国正义论纲要

中国正义论是一个源远流长、而被现代学术长久遗忘的传统。汉语"正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存在着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这就为中西对话与比较提供了前提。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架构是:仁→利→智→义→知→礼→乐。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是礼的"损益"根据问题,即赖以进行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中国正义论的论域是利的问题,即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源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同是仁爱中的由推扩而溥博的一体之仁却正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保证,即保证对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 ,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 ,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 ,继承传统 ,顺和乡俗 ,应简单易行 ,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 ,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 ,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 。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吗?

礼与法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但由于他是在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礼”这一概念,因此他的“礼治社会”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双重的含义无法的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我们在把握费老的“礼治社会”时,应该把它正确理解为是主要依靠传统来应对生活需要的社会,而不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维齐非齐”与当代社会阶层关系

"维齐非齐"是荀子所提倡的一种国家和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阶层分化所引发的阶层关系问题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维齐非齐"中蕴涵的社会分化与和谐相统一、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础、以礼治与法治为保障的思想内容,有益于当代合理划分社会阶层及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协调阶层矛盾;有利于改善民生以达成"维齐"的目标及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缩小阶层差距;有助于以礼作为阶层行为的准则,以法作为阶层行为的底线,规范阶层行为;达成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的目标。

车舆行进与生活政治——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礼记》中,有大量涉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从中可以看出礼治传统中日常交通所承载的秩序关怀。贵族所使用的车舆往往体现着政治生活中的身份等级差异,车舆马具等成了政治身份差别的标志物。在日常的徒步行进中,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也有特定的礼仪要求,尊卑之别、长幼之序能从人们的道路行进中得到体现,道路行进成为社会秩序展现的场域。在现代社会里,交通问题依然体现着"生活政治",传统的身份等级制虽然还有一定余绪,但不再是影响交通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理性以及现代性价值主导着现代交通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秩序。

农村社区礼法兼治的历史思考

本文依据古代文献和历史遗物 ,通过对明代泉州农村社区的历史考察 ,指出封建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以“礼治为主 ,礼法兼治。”

浅议我国古代礼法制度

“礼治”在中国古代传统统治中,起着传统法的重要作用。从其萌芽直至最终鼎盛,礼与当时的制定法始终相形相随,甚而具有超乎制定法之功效。在此对其予以研究,以鉴照于现代法制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