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视域下的飞鸟奈良时代神道建设论析

古代日本社会变革与整个东亚局势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6-8世纪是东亚地区围绕着朝鲜半岛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时期,在整个东亚国际环境的影响下,飞鸟奈良时代的日本朝廷对建立强大的律令制国家产生了高度诉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建设,脱胎于原始信仰的神道也沿着神统谱的构建和祭祀体系两条主线被整合、改造,成为律令制国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起到了在制度改革中维系社会稳定、增强天皇权威的作用。

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平城京与律令制

在日本历史上,继第一个"正规"的政治都市藤原京之后,8世纪初,朝廷又将宫都迁至奈良盆地东北端,并以此为中心,伴随这个首屈的"舞台装置"的新构架,以及都市空间、时间的制度化和不断完善,进一步推动了律令制国家的建设。

日本律令国家的土地国有制研究

7世纪中叶,日本为缓和大土地兼并所激化的社会矛盾,通过大化改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将贵族的私地私民均收归国有,行班田收授之法。日本律令时代的土地所有形态是土地国有制,但国家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所有权,而是调节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的国家公权力。所以,土地国有制是国家公权力为抑制阶级矛盾呈现出来的外在形态,土地和人民实质上仍为贵族阶级共同所有。

古代日本的都城与律令制国家——以东、西市为中心的考察

市是古代日本都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日本为了保证市的正常运行与公平交易,对市的开放时间以及商品的度量、质量与物价等做了严格的规定。以"钱"为媒介,东、西市既保证了中央官司正常执行公务,同时也满足了官人阶层对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的需求。以东、西市为中心形成的全国性的流通体系,不仅促进了都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联系,而且确保和强化了律令制国家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

日本国号“大和”新解

本文通过对日本的《养老律令》和《地名标记二字好字化令》以及中国儒道两教中的"大和"与"和"的概念等的考证和分析,探讨日本国号"大和"的意义所在,认为"大和"乃由"大"加"和"二字组成,其"大"字和日本在此之前的国号"大倭"、"大养德"、"大倭"(第二度)中的"大"字一样,在政治取向上都有追求"大一统"的意味;另一个字"和",则是为配合律令制的确立及推行而使用的,故其全部的语意很可能是为实现"大一统",让以礼制为核心的律令制度能够在"和"思想的保驾护航之下顺利发展,发扬光大。

古代日本五月五日礼仪中的中国因素

古代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始自7世纪初，形成伊始受到中国夏至理念的影响。至8世纪律令制国家确立后，五月五日节仪成为体现天皇与全体官人政治关系的重要国家礼仪。中国民间五月五日习俗中的菖蒲、续命缕等道具成为律令制五月五日节仪的必要组成要素，避邪除灾的观念也随之被融入五月五日节仪之中。

古代日本的“东国”

古代日本在全面实施大化改新以前,首先往"东国"派遣国司,将中央权力向行政权力较为独立的"东国"渗透。律令制国家确立以后,"东国"在开拓边境与护卫皇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律令制国家的动乱中,从"东国"崛起的新兴武士集团,由支持中央政权逐渐转变到另立朝廷。日本律令制国家从形成、发展至终结,与"东国"形成了相互冲突、相互融合与相互对立的演变过程。

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集权与分权并立的早期国家权力关系结构使得日本很难凭借自身实现集权,在来自中国大陆的外部冲击下,大和朝廷以唐朝律令制为蓝本建立起了古代天皇制律令国家。然而,国家的政治统治形态具有时代性亦具有深层次的民族性,由于外来儒佛思想与日本本土神道思想的交织与相互作用,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呈现出了上层建筑(律令官僚制)与社会基础(旧氏姓制)相互依赖和矛盾的两重统治结构及神国性特点。

略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陵户身份

陵户是日本律令制国家中，为天皇及其皇族守卫陵墓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陵户这一名称来自唐朝中国，在公元681年制定《净御原今》时，日本已经开始使用“陵户”这一名称。根据《养老律今》的规定，陵户在律令制下属于“贱民”阶层，是当时的“五色贱”身份之一，但在《大宝律令》中，陵户仍然属于“良民”阶层。在“五色贱”中，同其他贱民相比，陵户有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地位。对陵户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律今制国家等级制度与贱民阶层的认识。

灾异思想在日本律令时代的发展及影响

中国天人相关的灾异思想随儒学一同传入日本,在天武朝以后开始作为政治理念被采纳,对古代日本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律令体制下,灾异思想不仅对改善日本古代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推进了日本古代灾害应对体系的确立,使古代日本人的自然观发生了重大改变。而灾异思想之所以在日本实现了不同于中国的独特发展,与日本天皇的特殊"神"性及氏姓制度的旧秩序密切相关。

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采女甚至被升为贵族阶层。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对该时期采女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古代王权专制统治的认识。

日本律令时期国司职能的演变

国司是日本古代,尤其律令时期的重要官职。国司制度也是律令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律令地方政治的主体,在古代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司职能的演变反映了律令时期天皇制的变迁以及中央权势与地方势力、先进的国司制与传统的国造制之间力量博弈的过程,进而反映了从中国引入的先进的律令制度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旧制度之间相互制约的过程。

律令制时期日本人公私观念的基本特征

本文着眼于律令制时期日本人的公私观念,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伦理层面分析了日本人公私观念的基本特征。其中,政治层面,律令制国家强调天皇地位的至高无上和国家利益的不可侵犯,强制要求人们树立“天皇为公”“国家为公”的观念。经济层面,以“律”和“令”推行土地和人民归属国家所有的“公地公民制”,主张国家和土地的公有观念。伦理层面,宣扬“崇公抑私”“背私向公”的价值理念,力图让豪族自觉摈弃私自占有土地和人民的思想。

家系与官位: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等级制度的基本维度及其变迁

作为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家群体深度参与了政治变迁进程。律令制时代的官位制度确立了公家群体的身份秩序,这种官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官位相当制。通过对位阶、官职的规定,对古代日本前国家时代的豪族进行重组,逐渐形成了律令制时代的氏族。平安时代,各氏族争夺官位并开始逐渐形成对各层级官位的垄断与世袭,官位决定着家系的发展。中世以后,随着武家政权的确立,古代的氏族转型为家族,中央王朝官位虚衔化,家系与官位的关系开始固化,家系出身决定了官位的高低。至江户时代,官位与家系的相关性彻底固定,形成了由可担任的最高官位的高低来决定家系等级高低的等级制度。纵观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官位制度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明显地呈现出日趋贵族化的特点。

律令体制抑或礼法体制?——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

"律令说"创自日本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行于中国。但"律令说"难以囊括古代中国的法历史,难以涵盖古代中国的法体系,将之移治中国古代法存在局限。中国古代法是礼法,包括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经历了原型期、重组期、成熟期、衰落期四个阶段。礼法体制的重拾,是认识中国古代法的自我、破解中华法系遗传密码之关键。

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

8世纪日本御葬司初探——兼论唐日之异同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料考察了在8世纪日本的御葬司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日本御葬司和唐王朝的山陵使在职能、构成等方面,看似十分相似,但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实际上两者有较大差别,而这些差别的产生基于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8世纪的日本,已经有了吉礼、凶礼不并行的观念。本文通过考察唐的凶礼中包含的吉礼要素,以及日本御葬司之下的装束司和前后次第司,两官司的成立过程,论证了唐的吉凶礼意识可能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以及在8世纪的日本吉礼和凶礼的要素之间可以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