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的政务关系及运作方式研究

北宋前期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并非严格意义上“事不相兼”,寺与礼院官共议礼制,二司常由同一官员兼掌,朝廷在计算太常寺员额时亦会将礼院官纳入其中。在官员兼职与官署分隔两地的背景下,为保证礼仪公务中“常行熟事”的运行效率,太常礼院官提前在状纸上列署众衔并加盖官印,由太常寺官在空白印状上书填具体处理意见。这一“礼院故事”在减化公务运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将礼院官手中的权力转移到判寺官手中,为后者的擅权创造了条件。在制定温成皇后丧礼仪制的过程中,得到仁宗授意的判太常寺王洙借此实现“钩摭非礼”。

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以元丰改制到绍兴时期为例

北宋前期,宫廷设置了功能齐备、体系庞杂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自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施行大规模的官制改革以来,宫廷音乐制度开始精简,冗余的音乐机构与乐官纷纷被撤销,太常寺与太常寺卿等传统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又恢复了本来的职掌。与此同时,教坊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由长期隶属宣徽院转而隶属太常寺及大晟府,职能集中的态势显露无遗。自教乐所成立后,这一机构逐渐在宫廷音乐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其在南宋宫廷音乐活动中总领全局,埋下了伏笔。与北宋前期及南宋时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相比,元丰改制至南宋初绍兴时期的相关音乐制度建设,体现出了由繁至简、由仪式性而审美性的枢纽性历史意义。

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以宋初至元丰改制时期为例

北宋前期的宫廷音乐机构及乐官设置,虽有相当部分继承自唐五代,但已呈现出严整完备的新面貌。太常礼院、详定大乐所等机构的设立,各种音乐机构繁复的乐官设置,充分说明宫廷对礼乐活动政教意义(或仪式性)的重视。这是当时文官政治的儒家复古倾向在音乐制度上的表现,也是统治集团透过礼乐活动确立新王朝威仪的意图彰显。同时,宫廷燕乐机构和军乐机构的职能设置,则反映了宋初统治者对勃兴的民间俗乐进入宫廷所采取的积极措施。这些措施在北宋宫廷音乐活动中的施用长达一个多世纪,为宫廷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概言之,北宋前期的宫廷音乐机构及乐官设置,为今人从制度层面理解并剖析宋代宫廷音乐的复杂面貌,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宋朝礼仪职官制度探略

宋代前期,礼仪事务虽主要由太常礼院负责,但“判太常寺兼礼院事”则可同时担任太常寺和太常礼院的长官。康定元年(1040)以后,判太常寺或同判太常寺多兼礼仪事,其权责高于知太常礼院或同知太常礼院,判太常寺官开始较多地参与礼仪决策事务,但礼仪事务主要办公场所仍在太常礼院。熙宁年间,“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办公地点由太常礼院调整到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寺虽不隶属于礼部,但在行政程序上处于礼部的下一层级,一般程序下太常寺要通过礼部完成与朝廷的沟通。

朝野互动:海口府城中元节俗历史以来的面貌演变

自明代洪武朝以来,海南岛的海口府城中元节对应着当地亚热带天气最热的月份,面临飓风转强的季候,实践国朝"祭厉"的祀典,由郡县而乡村里社,动员各层级官民祭祀本处无祀先民。而府城民间传承着中原祖先文化,本有家家户户中元祭祀本家祖先与无祀孤魂的习俗;因此,自明朝洪武至清代道光年间,府城先民便通过中元正日共同实践国朝祀典,大众也在各自地区的城落寺庙参与盂兰会超度彼此祖先,凝聚其集体社会的地方认同。如此惯俗,却也导致明清两朝府城乃至琼山县一带的家族中元祭祀,推前到七月七日乞巧节举行;无形中反而更加扩大与延长中元信俗及其背景观念传播。虽然郡县厉坛与国朝祭厉的祀典自道光十四年以后在当地渐成历史,但府城数百年形成的节俗习惯并未消退于民众生活,反而扩大为民间各地至今常见的自行组织活动,从初一至十五正日都是过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