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美国华裔汉学家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研究

美国华裔汉学家商伟教授在他的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中对《儒林外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部思想性很强的小说进行诠释;将《儒林外史》定位为文人小说,讨论它作为文人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创新,探讨其对正史权威叙述的反驳、无情的自我质疑、强烈的自我意识,重释了文人小说。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文化焦虑的成因探析

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偏离其原有常轨陷入危机,因文化自信的失落及文化重建屡遭挫败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明显的文化焦虑心理。变局和过渡时代意味着近代中国在列强侵略过程中遭遇了整体性危机,导致中国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时代背景。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时产生的身心冲突、新式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救国无力的现实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主体因素。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从根本上削弱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原有文化的认同,而将国家的衰败归因于中国文化,这是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政治因素。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原有文化的规范力、影响力和同化力遭到严重削弱,且在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又产生了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的冲突,凡此进一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总体上,文化焦虑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促使知识分子继续探寻中国文化的新出路。最终,在五四时期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转机。

传统观念下的生活转型——以清末民初龙溪墓志文献所见为例

在整理龙溪墓志文献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清末民初时期,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转型特征。民国以前的传统社会,孝与忠是日常生活当中基本的价值观念。在尽孝的观念下,人们展开的是耕读持家的日常生活模式;在尽忠的观念下,人们展开的是为官从政的日常生活模式。这种模式以大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谋生与求职没有明显地被强调与突出。而在清末民初的鼎革时代的巨变当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先受到影响的是谋生道路的转变,这种转变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还只是停留在物质层次上的变化,而在精神层面,人们还偏向于或者说停留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其原因并不是宗族生活迅速的瓦解,而只是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人们的事业追求道路中断,被迫进行职业转变。说明最初时候的生活转型,并不是观念先行,而是制度层面改革的客观原因导致的结果。

探寻清学史推进的多重空间——《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开放出的新视域

新时期清学史研究除史料搜集整理外也必须建立在视野扩张和方法更新的基础上。《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一书,在批判20世纪清学史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及考据学派兴起两大研究旨趣,运用问题导向性研究思路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综合方法,对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考据学之别的揭示,清学史话语体系的解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古典考据学中西比较,清代宗族建构特点、动力及所引起的有关祭祀、祠堂制度、古代宗法制争论与儒家礼教主义关联之阐发,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儒家礼教主义作为古代中国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参与整个中华帝国建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事关帝国统治全局,考据学兴起只是其学术推进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清初满汉矛盾中区别汉人与满人的文化符号,更参与到满汉交融的制度建构,是满人汉化及"满汉交融"背后的制度"利器",不仅促进清代考据学派兴起,也影响到理学在清代转向。

晚清潮汕中美文化融通中的基督徒丧葬礼

明清以降,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重要面向。作为人生仪式中最重要的礼仪,丧葬礼的重构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埠通商后,美北浸礼会传教士将美国的丧葬礼元素输入潮汕。晚清潮汕浸礼会信徒的丧葬礼主要基于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双重考虑,以当地传统丧葬礼为底本,祛除违背教会条规的部分,嵌入基督教仪式。嵌入的基督教仪式不仅参照了传教士丧葬礼的实例,而且作了精心的在地化处理,生长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丧葬礼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