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督察背景下环境分权能否实现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

各层级政府间环保权责合理划分是协调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制度保证。文章系统阐释环境分权对减排增效双重目标的影响及行政督察的调节作用,并采用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9年面板数据,以河长制实施、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分别作为环境分权、行政督察的政策冲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及三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环境分权并未对工业污水排放强度及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环境分权的减排增效机制路径有待完善;(2)行政督察与环境分权组合政策显著降低工业污水排放强度,同时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即实现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3)机制分析发现,环境分权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率,行政督察提升了环境治理执行力,组合政策通过提升环境治理成效实现“绿色红利”,同时组合政策已经促使地方政府转变环境治理思路,借助产业升级与绿色创新统筹解决经济环境问题,最终主要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实现经济增效的“蓝色红利”。因此,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持续推进环境分权与行政督察政策实践,进而完善围绕绿色转型目标的部门间横向协作机制。

长江巡阅使军政职能探析

"督军团"干政是民初军阀政治的独特形态之一。长江巡阅使初为袁氏中央安置政治异己的临时职务,张勋、倪嗣冲先后任该职后,均兼任过皖省督军,为此,张、倪一度分别成为民初"督军团"干政的领袖、干将,长江巡阅使使署则成为"督军团"前期政治活动的基地。"督军团"活动对民初重大政治事件如决定"参战案",组建新国会,发动并组织对南方护法军的战争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巡阅使及其使署与皖省督军及督军署的结合成为民初军阀政治的独特生态基础。

明代西江下游的渔业经济——以肇庆府为中心

西江下游的网河区是我国主要的淡水鱼类产区之一。肇庆府位处西江下游,明代渔业经济发达。通过对明代西江下游渔民的生活和作业、河泊所的设立、鱼课的征收等论述,可以窥见明代西江下游渔业经济的繁荣,以及明后期渔民生活的困境。

“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的减排效应研究

“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有利于减少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吗?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手工搜集整理环保督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但这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进行了验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但对上游、中游地区影响不明显,并且相较于非资源城市,环保督察对资源城市的减排效应更加显著;引入“双碳”目标约束的调节效应表明,“双碳”目标约束对环保督察的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空间外溢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有效抑制被督察区域环境污染,但对邻近地区影响较弱;最后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环保督察政策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路径。

贵州省鱼洞河流域酸性矿井水水质特点及处理工艺探讨

由于无序的采煤活动,使凯里市鱼洞河流域遭受严重的煤矿污染,河道受酸性矿井水和煤矸石淋溶水污染,形成了山荒水“锈”的状况,被列为中央环保督查的重点督查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煤矿矿井水的水质特点进行分析,深入探讨6项试点工程,结果表明:鱼洞河流域治理需要采用区域系统性综合治理方案,以源头治理为主,末端治理为辅,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先行先试,总结各试点项目的优点和不足,有针对性地实施个性化工程,最终实现水质总体向好目标。

蒲蓝田与清末民初川江航运的现代转型

近代川江行轮通商的兴起,是清末民初川江航运现代转型的标志。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蒲蓝田(Samuel Cornell Plant)堪称长江上游轮船航运史上经验最丰富的外籍专家。在技术层面,他最早成功开辟了川江行轮的通商航线;在制度层面,作为首任长江上游巡江工司,蒲蓝田建构起川江现代化的航道助航设施与行轮空间秩序;在知识层面,他最早设计出适合川江的轮船结构,撰写了影响深远的《长江上游宜渝间航行指南》。在近代川江行轮技术转移的本土化过程中,蒲蓝田承担了技术输入的“中间角色”。其历史启示在于,作为技术转移的最终受益方,特别是当中国本土技术能力与独立发展还存在差距时,通过合理的技术人才引进,配合制度建设与知识生产,最终实现技术创新的在地化是一条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