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如何影响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动力。本文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为准自然事件,实证检验了此项审计制度对地区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城市,审计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存在于官员晋升压力较大、制度环境优良以及资源型城市之中。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促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环保支出和加大环境行政处罚力度进而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水平。本文为理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更好发挥环境治理效能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也丰富了“波特假说”关于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文献。

海归地方主官、科技支出与城市经济发展——来自283个地级市的实证证据

在海外高学历人才大量回国工作的背景下,地方主官的海归背景是否会对其所在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影响的路径又是什么?基于上述思考,文章利用2001至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揭示了海归背景的地方主官对其所在地级市发展的带动作用,探究了人力资本优势转化到地区发展的3条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拥有海归背景的地方主官确实会促进其所在地级市的发展;第二,增加科技支出是海归背景地方主官影响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的首要路径;第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扩大外商投资是海归地方主官影响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另外两条路径。

区域差异、地方官员特征与教育支出行为

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利用2004年~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地方官员特征及相应的晋升激励对地方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地方官员对当地教育支出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官员晋升激励并未对教育支出形成显著的消极作用:在东部地区,年龄、任期和性别等官员特征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在东北地区,市级官员的某些特征呈现了与东部不同的影响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地方官员对教育支出的影响相对较小。

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教育支出行为——基于浙江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的财政预算体制和人事干部管理体制,本文构建了一个晋升激励影响下的地方官员教育支出行为的研究模型。通过2000-2013年浙江省县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导向的晋升考核某种程度影响着地方教育支出,不同特征的县级地方官员对当地教育支出影响不同。与官员升迁密切相关的官员年龄与地方教育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官员任期并未给教育支出带来消极影响,而地方财政自主是影响县级政府教育支出的积极因素。

官员交流改变了什么?——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还是基础设施水平

官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制度,官员交流改变了什么?目前,官员交流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地区经济差距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等的影响的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通过对1995-2009年省级官员交流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官员交流作为一项政府治理制度受制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在我国现阶段,官员交流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不会改善地方经济差距状况,其中平行交流比垂直交流官员的促进作用更强,省委书记交流比省(市)长的作用更突出,书记交流的水平提高1%,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提高0.197%,地区经济差距提高0.09%,长期经济增长率提升4.5%;研究进一步发现,书记任期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呈U型特征,对支出偏好和长期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发展是硬道理,长期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核心,支出偏好和地区经济差距是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通过加强官员交流水平和反腐力度、提高科教文卫投入比重、优化R&D资本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率等措施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土地财政及其影响——基于市级层面的研究

土地财政是"财政分权"与"政绩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土地财政影响预算内支出结构的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并没有减轻预算内投资建设的激励,"重投资、轻服务"的支出结构也没有得到矫正,这对建立全口径预算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出严峻挑战。

晋升压力能够提高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吗?——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DEA-Malmquist分析

本文采用2009—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得到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后用面板Tobit、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官员晋升压力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结论,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晋升压力对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两条作用途径。此外,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效率与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速度正相关,与人均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负相关。同时分析得出中国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效率有下降趋势,直辖市的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女性官员的政策偏向——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女性享有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一个重要表征是中国各级地方领导干部中女性官员所占的比例都有明显提高。源自两性内在偏好和身份认同的影响,随着女性官员数量的增长,女性群体的政策需求可能会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更好回应。通过考察2001—2015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并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衡量女性友好型政策之后发现,女性官员比例的提高显著提高了教育支出所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且这与官员的任职经历无关,也不存在由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估计偏误。同时,通过刻画女性官员上任政策事件的倍差法估计发现,女性官员上任显著提高了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更强的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女性官员对教育支出的偏向,但这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基于医疗卫生和科学技术支出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女性官员对女性友好型支出的偏向。本文扩展了研究女性官员政策偏好的文献,丰富了对中国地方官员行为的认知。

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支出——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于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行为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效应;公众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增加,而且可以促进地理位置邻近、污染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在提升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的政策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官员问责产生的督察压力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提高。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与督察和“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改善。一方面,要重视公众的环境偏好及其社会监督作用,并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典型示范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严格问责与有效激励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元代制国用使司述论

元初制国用使司的设立是领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职能分离的结果,这是当时忽必烈政府财政需求扩大的客观要求,也与阿合马的努力有关。制国用使司设有使、同知、副使、佥事、员外郎、郎中和令史等。最终制国用使司实现了到尚书省的平稳过渡,其主要官员也相继任职于尚书省。制国用使司与中书户部并不统属,其主要职能为统筹财政收支,这些职能的运作主要依靠其辖下的转运司和提举司。

土地财政成因及其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立足于市级层面,对土地财政成因说中的"财政分权"与"引资竞争"两种观点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土地财政的形成是以我国独特的土地制度为基础的"财政分权"与"政绩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对土地财政影响预算内支出结构的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并没有减轻预算内投资建设的激励,这表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建立民生财政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经济发展、城市质量与民生支出

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存在严重不对称性.文章利用2003～2009 年我国120 个城市的数据, 研究了经济发展对民生支出的影响, 进而分析在不同的城市质量条件下经济发展对民生支出的影响.发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支出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换言之, 地方官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民生的改善.同时研究发现不同城市质量指标, 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支出的关系存在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 总体效率越高、全要素增长率越高的城市, 经济发展跟民生支出之间的不对称性会更强; 而官僚程度低的地方, 民生发展相对较好.

标尺竞争、地方官员自利行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在本质上表现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所以中国式标尺竞争就表现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论文基于政治委托代理的研究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来研究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官员必然追求本届政府或个人任职期限的短期政绩最大化;另一方面,为了能使自己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各个地方政府在配置财政资源时会竞相模仿从而使财政支出出现"结构趋同",这种趋同性会随着政治锦标赛的升级而一直处于锁定状态。所以,地方官员自利行为是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

地方官员晋升机制对教育投入的影响分析

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是以经济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它诱导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中重基础设施建设,轻教育等公共产品投入。这种行为导致财政支出体制转型困难,教育服务的供给不足和质量难以保证,造成教育公平和效率的损失。应当完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适当加大中央政府对教育产品提供的干预,建立"以脚投票"的干预机制,加强教育目标实施的监督力度,从而构建保证教育投入的新机制。

官员任期、标尺竞争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基于地级市数据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利用官员任期考察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多维绩效考核下,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策略性"安排"政府科技支出,官员任期和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呈U形关系,转折点出现在官员上任的第5~6年。此外,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在科技支出方面存在显著的互补型策略互动,且在官员第一任期时的政府科技支出反应系数明显高于官员第二任期时的科技支出反应系数,即在官员晋升激励更强的时期,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竞争更激烈,说明在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员会围绕科技创新展开标尺竞争,提高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改善政府支出结构。

政治周期与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行为

文章采用2003—2014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财政教育支出和地级层面官员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省党代会周期与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省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和当年,地级市财政教育支出显著低于其他年份,分别减少了约5.1%和11%;而省党代会召开后一年,地级市财政教育支出虽继续减少,但下降幅度很小且并不显著。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周期性特征。这个结果在控制了地方官员特征等变量后仍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这些经验证据也显示了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虽然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对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产生负面影响。

地方官员变更、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系统性风险

地方主要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会对地方经济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笔者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及其对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变更会显著影响当地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财政支出对企业系统性风险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效应,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系统性风险受到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较小;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利于缓解企业系统性风险。

官员特征、晋升激励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行为

基于中国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制度特征,探讨地方官员特征及晋升激励行为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影响。利用2004—2015年的省会及副省级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特征的地方官员会对当地教育支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市长的年龄与教育支出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任期越长的官员建设地方经济业绩的动机越强而不利于教育支出,市委书记和市长教育背景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分别体现在不同专业和学历教育上,而转移支付对纠正地方官员的轻教育行为起到某些积极作用,过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会对教育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但经济发展使得地方政府更加有财力发展教育。

贪污贿赂案件中“公务支出”解读

贪污贿赂案件中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是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一个疑点和难点,也曾是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脱罪的一个辩点。其在实践中的认定,直接影响对贪污贿赂行为的定罪量刑,也直接关系到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公支出"问题予以明确规定,为我们正确认定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遵循。但因实践中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情况较为复杂,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解释,需要进一步探究界定,以便更好地实现刑法的打击和保障功能。

China Entering A Golden Age of Consumption

The economy is less distorted than official numbers suggest;consumption is underestimated China’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s likely to rise to 85%of the US level by 2030Urbanisation,rising middle class,ageing popul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reform to boost consumptionTransitioning to a consumptionled growth model China’s econo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