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小说译本的作者序言为例

文学作品的作者序言为探索作者的自我形象建构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提供了独特的阐释空间。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对之应抱有怎样的期待,如何认识其中的限制性,从小说译本及其面向新读者群提供的新序言出发进行探究,不啻为另一有价值的视角。当前,有关世界文学的争论主要围绕接受和传播问题展开,相较于注目小说作者或文本生产过程,现在的讨论偏向关注读者和阅读语境。本研究通过分析作者形象的变化,探讨作者如何在这个充满争议的、经历重构的全球场域中自觉地尝试定位自身,如何有意地进行自我人格形象的建构以面对新定义的世界读者群。现代中国有影响力的三位作家鲁迅、巴金和余华为自己小说译本所做的序言不少,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全球文学读者群与全球文学市场观念的形成,并在这样的互动和文化协商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分析他们撰写的作者序言,可以探寻贯穿20世纪的作者形象塑造上的变化。

小田岳夫先生与中国文学

伊藤虎丸通过对与小田岳夫交往的回忆,从小田岳夫的“人品”切人,探讨其思想与文学,尤其阐明了小田岳夫《鲁迅传》的价值,进而重新评价了竹内好的《鲁迅》。伊藤先生指出,作为日本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鲁迅传记,小田《鲁迅传》是划时代的,竹内《鲁迅》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相较小田提出的“‘爱国’者”鲁迅,竹内提出的“文学者”鲁迅则包含某种倒退乃至妥协。

论谢晋“反思”题材电影作品中的“鲁迅因子”

谢晋在选择电影改编剧本题材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与鲁迅文学精神有着内在沟通的“反思文学”题材的作品,而在具体编导过程中,亦有意识地突出和强化与鲁迅相关的人物情节和思想主题,其作品中“鲁迅因子”体现为以下三点:对祥林嫂般小人物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阿Q似革命幽灵的复活、鲁迅式“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再现。由此可以看出,谢晋如同鲁迅一样,是一个坚守“弱者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主张“改造国民性”、胸怀“立人”理想的启蒙主义者。

鲁迅“魏晋风度”论的经典地位及其文化价值——兼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论说维度

鲁迅在其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文章标题的形式,把魏晋士人生活的总体风貌概括为“魏晋风度”,这是现代学人关于魏晋人文精神研究的起点。文章重点从鲁迅的著名演讲出发,重点考察了他从文学史、精神史层面对魏晋风度所进行的奠基性开创性研究,从而揭示这种研究的思想文化价值和重大学术影响。

“魏晋风度”论的学术渊源--从刘师培到鲁迅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晋文学和文化地位的角度出发,由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入手,在论汉魏、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先河,对后来的魏晋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启发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和阐释。而鲁迅第一次以“魏晋风度”来定义魏晋文人精神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了魏晋风度的经典地位。

“漫谈”中的“深意”与革命的“非潜能”--鲁迅《阿金》释读

《阿金》创作于1934年,题材却来源于鲁迅1928年内外交加的纷扰经验。鲁迅对其"漫谈"的定位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心境和对文体的选择,"漫"的意涵还体现在鲁迅对时间与记忆的自由选取,探寻其"深意"是解读该文本的关键。阿金身上的"非潜能"带来革命的契机,同时也抹除被革命归化的可能,从而永远停滞在革命的纯粹形态中。《阿金》的写作和对阿金的体察,都彰显着鲁迅这一时期蔓延而出的一种关于行动的修辞。

现代编辑出版家的编辑力初探

文章从介绍编辑力入手,探讨了现代编辑出版家在出版物策划组稿、编辑加工、出版发行等阶段表现出来的比较典型的编辑力,包括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眼力、精细审慎的加工力、紧扣读者心理的营销力等。研究目的是为当代各类编辑修炼编辑力提供一个范例。

女阿Q或错版异形?——鲁迅笔下阿金形象新论

鲁迅作品中的阿金形象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她既和众所周知的阿Q形象有着精神本质的交叉,又体现出鲁迅对阿Q形象的丰富、补充和发展。一方面,阿金具有相对旺盛却精神空虚的生命力,体现出进化的彪悍;另一方面,阿金身上却又呈现出可怕的典型性,她既缺乏对传统的敬畏,对现代性认知又出现偏颇、扭曲,从而可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劣根性传统,鲁迅对此无疑有着敏锐的认知和不无担忧的洞察。

《阿金》三论

鲁迅的杂文《阿金》在以往的阐释中,多认为阿金是一个恶妇,这种说法欠妥。通过与祥林嫂、子君、阿Q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阿金是一个没有"封建思想"束缚的、性格泼辣的下层女工,她身上体现了"人的启蒙"和"阶级启蒙"的二重性。鲁迅"讨厌阿金"的表述只是借阿金讨论女性的地位,与鲁迅对阿金本人的评价和爱憎是有区别的。从现有资料看,鲁迅更可能是实写阿金,李冬木的"阿金虚构说"缺乏说服力。

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及其修订

1958年至2005年间各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增删修订,这不仅有赖于学术研究的深入,还显示出与现实政治的纠葛。本文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为中心,考察《鲁迅全集》注释因时因势而生成和流变的动态过程,揭示注释中史料的钩沉、知识的考辨、事实的厘清与价值的宣扬等各个层面的因素,力图呈现《鲁迅全集》注释背后的学术与政治。

鲁迅与《猛进》

20世纪20年代中期,徐炳昶和李宗侗主编的《猛进》周刊是当时一种有进步倾向的政论性周刊,它与鲁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鲁迅对新报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除了在群众运动中同青年站在一起外,还写了《通讯》、《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碎话》等杂文,支持他们反对胡适、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斗争。杂文内容包含了重新提倡"思想革命",寄希望于知识青年,揭露和批判了胡适、章士钊、陈西滢等人"正人君子"的嘴脸等,这在鲁迅思想发展上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鲁迅金庸初步比较

该文试图从“鲁迅现象”与“金庸现象”、“鲁迅精神”与“金庸精神”、鲁迅的《铸剑》与金庸的武侠小说、鲁迅的阿 Q与金庸的韦小宝、鲁迅的杂文与金庸的政论、鲁迅的写实手法与金庸的虚幻写法等方面进行异同比较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两位世界级大作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不朽 。

新文学的复仇书写论略

复仇是新文学的一大母题。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灰色境遇激发了以家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铸剑》的重心和巧妙在于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后复仇"情节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巴金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汪曾祺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心灵扭曲和罪恶的象征。曹禺借复仇书写生命的原始强力,同时也写了人的现代困境。茅盾《参孙的复仇》的意义是多重的,除复仇的多向外,还有对女性和自己的复仇。近现代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集体记忆使得复仇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便捷途径。

鲁迅的魏晋文学研究及与刘师培、陈寅恪相关研究之比较

鲁迅的魏晋文学研究,尽管一些学术论断并非首创,由于抓住了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与其创作风格的关系,并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见解,因此对20世纪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从文人日常生活角度出发来阐释这一时期文学演变的思路,别有洞见。比较分析鲁迅与刘师培、陈寅恪、朱光潜、钱钟书等人的相关论断,可见他们各具特色的治学理念和内在的一致性,即对"士与中国文化"这一经典命题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鲁迅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权威性的认定,并未导致在研究中对鲁迅模式的真正模仿和拓展提高,实际状况大多是把鲁迅论断简单地作为理论依据,其最终的理论框架往往沦于庸俗社会批评的套路,个中缘由值得反思。

2008年鲁迅与学术研究述略

与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研究相比,作为学者的鲁迅研究亟须进行。2008年鲁迅与学术研究主要在四个向度展开:对于"抄袭"公案的考辨、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与指正、对于《汉文学史纲要》的阐发和对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研究。

近代上海文化名人居住室内环境特征研究 以鲁迅、巴金、柯灵为例

文章以近代上海住宅发展和文人的居住生活为背景,对曾在上海居住过的三位文化巨匠——鲁迅、巴金、柯灵的故居展开案例研究,通过对他们居所室内空间和家具陈设在布局、功能和风格等方面的详细解读,剖析在历史语境中这些文化精英的居住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探索以他们为代表的近代文人群体在上海所形成的中西融合的居住空间形态和特征。

池田大作与巴金

池田大作与巴金相知,除了都倡导中日和平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都对文化专制和文化迫害深有感触、都对青年充满了爱和期望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之间在文学上具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观念。首先,他们都崇拜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鲁迅;其次,他们都将自己的人格尽情敞开沐浴在俄罗斯文学之中;池田大作对巴金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也有深刻的共鸣与独到的理解。

“破名者的姿态”--评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

中国近世文化的一个痼疾是名与实的高度分离,新文化运动以后,此种痼疾并未消失,反而与新的文化资源、社会思潮结合产生了“现代名教”。金理的《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以章太炎、鲁迅、胡风、胡适为中心,就他们对现代名教的批判展开研究,一方面立足文学史视野对现代思想史进行反观,另一方面也是站在现代思想史的角度提示我们现代文学的读法。

从金本《水浒》比较鲁、胡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与胡适共同研究了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就古本之有无、评点之得失、腰斩之功过以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两位古典小说研究者艺术鉴赏上的差异和思想观点的高下。

鲁迅与魏晋南北朝诗歌

鲁迅以魏晋诗人的人格理想对诗性精神的影响为思考脉络,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风貌之于诗歌的意义,并以"魏晋风度"来概括。同时,他以严谨的姿态,对魏晋诗人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尤以对陶渊明的论述最为精辟。在精神文化传承上,鲁迅和魏晋诗人追求酒文化精神的核心,即自由,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在艺术创作上,鲁迅诗歌与魏晋南北朝诗歌都有着沉郁、苍劲的特点,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也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呈现出率真自然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