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隋至初唐洞窟西壁所绘图像的功能

敦煌莫高窟第57窟是唐前期第一期的代表洞窟。外层龛正面左右下部绘有树下两脚合并坐式菩萨像和树下坐于藤座上呈半跏思惟姿势的菩萨像。这种菩萨坐像的组合以及与其类似的组合,在隋代第二期洞窟中就已出现,它们与弥勒像密切相关。但在第57窟中,与隋代第二期洞窟有所不同的是人们憧憬的往生净土画在窟顶。阿弥陀如来作为过去佛,由阿弥陀、释迦、弥勒构成的新三世佛在唐前期第一期完成了转变。重要的是南北壁所表现的树下说法图不仅仅表现了三世佛,还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往生世界的情景。另外,唐前期第一期出现了将弥勒以如来表现且坐于宝池中。但是,初唐第一期末期的第322窟仅北壁阿弥陀如来坐在宝池中,南壁的弥勒如来未见宝池,这是因为弥勒净土本来就没有宝池。这种阿弥陀如来和弥勒如来都拥有配备宝池的净土的模糊印象,也显示了净土之间的不同。第57窟与第322窟一样,北壁如来坐像坐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座上、南壁如来坐像周围未见表现其坐于宝池中的莲花和荷叶,那么第57窟南壁主尊虽然不是如来倚坐像,但下意识地作为弥勒如来而绘制的可能性很高。

隋代莫高窟壁画菩萨像璎珞造型在首饰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首饰设计产业面临着国际竞争,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敦煌莫高窟壁画菩萨像璎珞融合了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从隋代开始出现了与前代差异明显的新风格,极富创造性,对现代首饰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隋代莫高窟壁画菩萨像璎珞造型为基础设计制作了《鸣沙踏歌》首饰,提取了隋代407窟和420窟中的壁画菩萨像璎珞,采用短璎珞、中璎珞和“U形+延长链+八字形”长璎珞相结合的造型;采用380窟三兔共耳藻井中的蓝、绿、红配色,利用铜、玛瑙、蝶贝、天河石等材料,设计出具有表现隋代莫高窟壁画菩萨像璎珞造型美感的现代首饰。将莫高窟壁画菩萨像璎珞的造型和色彩应用在现代首饰设计中,顺应了首饰设计民族化和时代发展潮流,是对莫高窟艺术传播与保护的新方式。

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考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是一幅观无量寿净土经变图。绢画主尊两侧的胁侍菩萨是莲花手和金刚手菩萨,尊格与风格和其他同时期观经变图像中的胁侍菩萨不同,这种组合应该受到了吐蕃时期流行的大日如来与莲花手、金刚手菩萨图像的影响,与吐蕃时期密教题材绢画中的菩萨形象接近。绢画的右上角绘制的“未生怨”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着吐蕃装,对比其他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绢画,推测该绢画时代为吐蕃赞普墀祖德赞执政期间(815-841),应为类似“白央”一样精通吐蕃和唐两种佛教艺术风格的画僧所绘。

英法藏唐宋敦煌遗画地藏菩萨袈裟纹样研究

地藏信仰在汉地兴起后,其造像形式逐渐脱离印度佛教原典,并在唐宋时期进一步中原化。在该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画中,绘有大量地藏菩萨图像,其所穿着的袈裟纹样丰富,色彩绮丽,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针对目前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以穿着绘有袈裟纹样的地藏菩萨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层袈裟、外层袈裟所绘袈裟纹样进行梳理,分为两类: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如贴金菱形纹、同心圆联珠纹、团花纹;袈裟专属纹样,如云水纹与线迹纹。同时,对比同时期敦煌石窟中佛陀、弟子及地藏像所穿着袈裟的纹样,结合传世袈裟实物与出土的唐宋时期纺织品,从纹样内容、布局、工艺、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纹样分布及变化规律,可以一窥唐宋时期地藏信仰流变对其袈裟纹样的影响,并形成互证。

《画壁》文化密码解读三则

《聊斋志异》中的《画壁》是一篇经典之作,它吸取了前代《高僧传》中《释宝志》及《广异记》中《朱敖》里的文化密码,点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让朱孝廉、挂搭老僧和志公产生有机联系,让散花天女、观音菩萨和黄金锁子骨菩萨发生相关联想。这样一来,一篇短短的小说就意蕴丰厚、情味浓郁起来,具有了更高的可读性和耐读性,甚至还引起了纪晓岚兴趣浓厚的“反模仿”。

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宋金菩萨像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一尊标示为来自河南安阳的石雕菩萨像,应为石窟造像。从该造像的造型、装饰等因素分析,其与现存北宋至金初北方地区同类石窟造像和菩萨塑像有较大相似之处。安阳地区宋金时期石窟营建已经处于衰落期,开凿石窟造像数量较少,加之该造像出处不明,为确定其来源地点增加了一定难度。

阿日巴·索朗达杰的艺术生涯与强巴佛的塑造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和口述实录等研究方式,讲述上个世纪初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建造世界之最镀金铜像强巴佛以及跟塑造该铜佛像有着密切关系的唐卡大画师、佛像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阿日巴·索朗达杰的艺术生涯。文章第一部分简述阿日巴·索朗达杰的艺术生平以及塑造强巴佛像的起源,第二部分详细讲述阿日巴·索朗达杰对强巴佛的佛身、佛容及强巴佛殿内的壁画设计,随后赏析阿日巴·索朗达杰在第九世班禅大师土丹曲吉尼玛灵塔殿的壁画和他的唐卡作品,最后也对部分文献中的大画师名字的误写进行了改正,同时给出了证明依据。

“新清史”与中西学术

对“新清史”的批评和讨论,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人热烈地支持或者激烈地反对“新清史”的种种观点,它已成为中西学术之间一场持久的争议,而其争议点早已超越了清史研究的范围,有时甚至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本文尝试从学术专业出发,参与这场对“新清史”的学术讨论,试图就“新清史”所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即何为中国、何为内亚、什么是大清帝国的内亚性质、什么是菩萨皇帝、何以清史研究需要利用满文文献等问题进行讨论,来说明“新清史”何以成为中西学术之间的一个战场及其出路问题。

图像与仪式——北朝隋代佛教中的穿璧图像研究

中国北朝、隋代佛教人物服饰中常出现“穿璧”图像,多见于菩萨造像肩披披帛在腹前交叉穿璧,偶见于佛陀与守护神造像,也有少许装饰纹样出现。这一造型最早出现于北魏中期,随后在北魏晚期至隋代之间得到充分发展,并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流布于中原北方地区。穿璧图像来源于中国古人以璧象天、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寄托与生死观念,在魏晋时期融入佛教文化并予以图像表现,成为佛教汉化的重要佐证。

龙门石窟古阳洞交脚弥勒菩萨像的服饰演变研究

古阳洞交脚弥勒菩萨像的服饰可归为斜披络腋型、帔帛交叉型、璎珞交叉型和璎珞与帔帛复合型。梳理相关案例的营建次序,并与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的相似式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以上四种服饰类型在北魏太和、景明年间并不是呈递进关系,而是并行关系,这成为认知北魏石窟菩萨造像服饰等级秩序发展的重要窗口。

近现代普陀山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评述

普陀山作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已成为全民乃至全球华人朝觐的对象。然而,在全球观音信众看来,普陀山仅仅只是作为观音菩萨道场的朝圣和旅游胜地,至于普陀山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近现代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则不甚明了。笔者从观音菩萨与普陀山名称的由来、普陀山佛教的创立,及普陀山观音感应与圣迹来阐述普陀山是菩萨道场;结合民国四大高僧中的印光法师、太虚法师、弘一法师与普陀山的因缘和他们的事迹来论述普陀山是大师的摇篮;根据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与普陀山的渊源来说明普陀山是近现代佛教革新的源泉。以此来评述近现代普陀山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提出普陀山不仅仅是菩萨的道场,同时也是大师的摇篮,还是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的源泉。

曲阳出土北朝晚期菩萨像服饰风格探析

曲阳地区出土北朝时期白石造像数量较多,且带有准确纪年的造像数量可观,为研究北朝晚期白石菩萨造像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标尺。根据实地考察及出版物中已公布的曲阳造像的图像材料,对其中带有纪年的59件菩萨像头冠、项饰及服装样式进行细致梳理,归纳与总结菩萨像服饰的年代特征,并与周边地区出土白石菩萨像服饰风格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曲阳地区菩萨像服饰风格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服饰风格的变化与北朝晚期这一历史阶段内人文思想与审美价值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唐宋延寿命菩萨探微

延寿命菩萨是唐宋时期新出现的题材,图式简单,主要分布于甘肃、四川、新疆等地,流行于9—11世纪。该菩萨产生过程漫长而复杂,严格意义上的延寿命菩萨出自大本《佛说延寿命经》,主要功能是延长信众现世寿命。延寿命菩萨是顺应佛教本土化的延寿信仰需求而产生的,形成过程反映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繁杂脉络之一象。

北朝菩萨造像圆形肩饰及相关问题

麦积山北魏晚期以来部分窟龛内菩萨造像肩部均出现有一组对称排列的圆形饰物,或下有数条饰带,或与胸部缀饰的璎珞相连,起到庄严装饰效果,这种技法在同时期的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菩萨造像中也多有发现,但相关佛教名物却未见记载。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应是当时北魏统治者吸纳南朝文化因素,摹拟中原礼仪制度,对外来佛教造像装饰艺术改造、创新的一种时代痕迹。同时,对于判定北朝晚期到隋唐之际佛教造像的年代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陕西韩城千佛洞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

陕西省韩城市千佛洞石窟,是典型的四壁设坛式佛殿窟,主要造像有一佛二菩萨(文殊、普贤)二弟子、罗汉、涅槃、千佛等,大约开凿于明代中晚期,是当地著名寺院开化寺下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关中东部地区明清石窟寺和地方佛教史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宋长寿王菩萨像及相关问题

长寿王菩萨像最早出现于晚唐,流行至北宋,是唐宋时期新出现的题材,以四川安岳石窟发现数量最多。该菩萨具有愿民长寿的本质,晚唐五代时期,受延寿信仰的影响被直接附加“延寿命”的功能。宋初《佛说受生经》出现后,被赋予更多新功能,图像粉本源于成都。长寿王菩萨最初的图像创作具有观音的特征,反映出观音信仰对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进程影响之甚。

莫高窟第323窟设计意涵探析:基于佛教菩萨戒仪式的视角观察

莫高窟第323窟是唐代的“原创性”洞窟,其壁画内容可反映出佛教授菩萨戒的基本仪式,主要有设置坛场、请师、问遮忏悔、宣说戒律。莫高窟第323窟东壁门上的慈氏菩萨为教授师;无量寿佛为得戒和尚;窟顶四披及南、北、东上部的千佛为证戒师;南北壁下方十四身等身菩萨为同学伴侣。东壁门两侧的戒律画则是为了宣说戒律、起警示作用。

佛教“孝道”观念的建构——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中心

儒家“孝亲”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石。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若要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立足并传播开来,必须要妥善解释佛教与“孝亲”观念之间的关联,才能与中国传统社会相适应。中国佛教的“孝道”观念成为了佛教传播史中的重要一节,通过对佛教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文本”解读,可以获知佛教“孝道”观念架构体系,窥见中国佛教与儒家文化的冲突整合过程,并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儒家思想的独特的佛教“孝道”观念。这一论题的探究可以展现中国佛教与儒家文化兼容,也为“佛教中国化”学术审视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四川安岳岳阳镇菩萨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菩萨湾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安岳县岳阳镇新村,现存造像19龛,题材丰富,有千佛、西方净土变、千手观音、五十三佛、十方佛等,第5龛发现一则说明造龛原由的题记。依据造像题材、风格及题记等,造像分属唐宋、清至现代两个大的时段,唐宋时期造像数量较多。

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图像的创立与演变

以弥勒菩萨、观音菩萨像的发展演变为例,探寻其在印度、中亚、东亚的信仰演变情况,对二菩萨信仰在印度与东亚的异同及其理由、背景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