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处的风景: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书史理论

西方的书史研究是建立在媒介变革和跨学科思路之上的新兴学术领域。中国学者对其引进和接受,分布于新文化史、接受美学、媒介环境学等几个相关的学术领域。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的《什么是书史》发表,为西方的书史研究界定了较为明晰的学术边界。随着中国学者对这个概念的体认日益加深,对西方书史理论和研究成果的翻译日益繁盛。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学者对其研究沿着三个路向展开,一是对书史理论源流的追问,二是对代表人物达恩顿的研究,三是对诸多成果的书评。当下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西对比的研究思路逐渐显现,一方面是基本的学术成果引进之后,构建中国特色的书史研究是一个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今后对西方书史研究的两个领域:一是西方书史成果的引进和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二是书史研究的细分化与本土化。

《屠猫狂欢》:小事件如何通往大历史?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一名《屠猫记》)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这种研究模式对非常规史料,尤其是文学文本的使用以及对"阐释"的看重,与文学研究多有共鸣之处,近年来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回到《屠猫狂欢》文本,分析这种研究方式所带来的启发,而后,引入同样描述相同历史时段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参照,指出这种研究思路的局限和可能性。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深入理解《屠猫狂欢》是必要的,《屠猫狂欢》面对正统史学时表现出的那些"灵巧"与"困窘",正让文学研究者心有戚戚。

文本阐释中的“时空误置”——《屠猫记》的史学方法启示

"时空误置"是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提出的一种史学家应该避免的错误,即历史学家在处理史料和文本时,未能进入历史在地人所处的历史情境,错误地利用现有的或主观的观念去理解异己文化中的人和事,从而无法做出合理的阐释。本文从达恩顿的《屠猫记》和他的书籍史研究成果中挑选三个案例加以分析,以帮助理解这一概念,并探讨《屠猫记》中蕴含的史学方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