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琴道》深度翻译探析

高罗佩的琴学专著《琴道》使用序言、章节标题、插图、附录等大量内副文本元素,其中引用并翻译的内容占全书的三分之一。高罗佩对这些翻译进行大量注释,呈现出丰富的深度翻译现象。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核心概念审视该深度翻译现象,发现高罗佩采取厚译策略乃是场域、资本、惯习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动物书写看高罗佩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小说的接受与创新

中国公案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书写情节,因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浸润及文学动物书写传统的影响而突显出神异性色调。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一方面借鉴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动物书写情节,另一方面又淡化了此类情节的神异性和果报观念,强化了客观逻辑与科学化思维。这既反映出西方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更折射出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时的理性思辨意识。在此基础上,他赋予动物书写情节以跨文化传播的功能,投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体悟。通过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他既开辟了观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视野,又参照、借鉴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创作传统,于中西文化会通中实现了“华风西被”的祈愿。

《大唐狄公案》:中国形象的域外重塑

《狄公案》是典型的中国公案小说,既有传统公案小说的特点又有诸多突破,高罗佩曾英译此书的前三十回。高罗佩后来还借用其中的主要人物和一些故事情节,进行了改编和扩充,创作了以狄公为原型的大唐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展现出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更广阔的社会景观和更丰富的中国思想内容,对传播中国文化、塑造正面中国形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琴、士之和——高罗佩琴学研究的文化认知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一生向往、践行着中国传统士人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的生活方式。从《琴道》为代表的高罗佩琴学著作出发,结合战时重庆天风琴社的成立背景,梳理高罗佩接触中国古琴的主要阶段,考察高罗佩对中国古琴文化认知的现实生活根基,及其在冲破战争阴霾与推动古琴文化传播的基础上,对古琴象征的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特质的构建,以管窥高罗佩对士人精神的追寻及其推动中国音乐文化域外传播的价值意义。

公案小说外译的人物叙事构建——以《狄公案》英译本为例

荷兰译者高罗佩在翻译《狄公案》时,注意到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人物功能性建构的不足,对原文人物进行了心理性再叙事运作,并关注人物自身及其内心诉求,以显在化、自然化、理性化的叙事方式,依次彰显出人性的善、真、恶等层面,让译语读者走近人物、亲近人物,增强了《狄公案》译本人物的艺术魅力与文学价值。《狄公案》翻译叙事的人物再定位,是译者基于中西人性观差异的精心调适,一方面体现了译者对普遍人性叙事的彰显,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译者西方文化本位的叙事立场。

清代琴人的地位考略——对高罗佩《琴道》的思考

认为高罗佩的《琴道》中关于清代国人对古琴的兴趣日益减退、职业琴师依靠授琴来维持生计的观点有失偏颇。考证清代地方志等史料,发现清代琴人生存状况并非如同高罗佩所说的“地位一落千丈”;相反,古琴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推动下得以普及,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儒化进程。

高罗佩小说《迷宫案》对《棠阴比事》《狄公案》的改进和重写

《迷宫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首部正式出版的侦探小说,也是其唯一自译的中文小说。该小说核心写作策略参考了西方侦探小说的观念和技法,对中国古典素材予以扬弃改造。在《迷宫案》付梓前后,高氏亦完成了其他两部著作《棠阴比事》及《狄公案》的英译工作。文章旨在探讨高氏《迷宫案》依照去芜存菁原则,对《棠阴比事》《狄公案》二书的改进和重写:就前者论,即借用汲取其故事梗概,再进行名物替换式加工;至于后者,则是淡化或删减公案小说的某些特征要素。

叙事模式观照下中国公案小说外译策略——高罗佩个案考察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在文学样式上与西方侦探小说相类,却有着不同的叙事模式。本文梳理"公案小说"概念的由来及定义,概述"三公案"被译成欧洲语言及域外出版的大致情况,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叙事视角差异入手,重点考察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狄公案》英译本对原作叙事视角的调整及其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创造性改写,认为叙事模式西方化是推动公案小说"走出去"的有效翻译策略。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渝期间交游考

高罗佩是名扬世界的汉学家,其汉学研究的核心宗旨是想成为一个建功于时、吏隐于世的中国传统型士大夫。为此,他不仅潜心于对中国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研究,而且广交各界名士及文化精英,以期充分融入中国士人阶层。作者在广罗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辅以高氏后人及同事的回忆,以期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重现二战时期高罗佩于陪都重庆的交游。

《狄公案》的中西流传与变异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是荷兰伟大的汉学家与作家,他的《狄公案》系列创作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狄公故事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出发,通过高罗佩的翻译进入异质文化并影响到他的创作,而后再次通过翻译返销回中国本土的三个阶段。《狄公案》的流传与变异经历了起点—终点—返回起点的双向交流圆形循环过程,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罕见的成功案例,反映了一种相互交流、反馈、共生与互补的关系。它代表着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价值与意义。

汉学家高罗佩的道教文化观——以《大唐狄公案》道教书写为中心

在《大唐狄公案》这部由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推理断案小说中,以《朝云观》为代表的道教故事篇章不仅多角度地呈现了丰富的道教文化,而且亦于其间隐伏了对于道教的反讽性表述。同时,《大唐狄公案》中的涉佛与涉道篇章既在佛、道形象反面化方面具有相似性,又在正邪人物设置及艺术形象人性化诠释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有关道教的文学表述不仅承载着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想象,也反映了其对待道教文化由感性认同到理性思辨的内在认知历程,并投射出他在对以道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中所秉持的辩证精神与科学审视态度。

论高罗佩译《狄公案》对中国司法外宣翻译的启示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翻译的《狄公案》不仅让英文读者领略了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而且还成功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传统司法体系。为便于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文,高罗佩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实际情况采用工具型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了合理的译前处理,运用了添加译者前言、后记、文内注释等手段,对于我国改善司法外宣翻译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荷兰高罗佩藏海外孤本《天书记》考略——兼论重订本作者问题

明代传奇《天书记》是否真有初行及重订两个版本?两本的作者是否为同一人?这是长期困扰国内曲学界的两个问题。随着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藏海外孤本《天书记》的面世,第一个问题迎刃而解。作者在介绍初刻《天书记》版本信息并将其与重订本作比勘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探讨第二个问题,认为初行及重订《天书记》的作者分别为汪廷讷和陈所闻。

高罗佩藏中文图书简述

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是东方文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藏书重点则是中国古籍。其逝世后,全部藏书珍藏于荷兰莱顿国立大学汉学研究院。山西省图书馆购入高罗佩藏书的缩微平片,现将"高罗佩藏中文图书"的特色、特点介绍给读者,以揭示馆藏并提供读者研究使用。

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

想象与传播:高罗佩对“道”思想的释解

贯穿汉学家高罗佩一生的主要事业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对中国的痴爱使得他的涉猎范围包括琴、砚、书、画、马、猿、春宫与悉昙等,而狄公案小说、琴道和性学这三方面的研究则是他关注的核心。这些研究都依赖于他个人对中国道家与道教思想的释解与想象。狄公案小说的铺陈凸显了他对道家与道教因素的叠加,琴道的梳理凸显了他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养心主旨的发掘,阴阳之道的考证则是他对中国古人养生思想的考量。但是这些释解都存在着诸多的细节失误。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故事情节指瑕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展现腾挪顿挫、峰回路转的推理断案情节之时,也存在着若干缺乏现实理据性的非真实化情节。这种艺术缺憾,既是侦探推理小说本身在生活理据性与情节戏剧性的微妙冲突之间两难择取的某种外化,更是由高罗佩在这部作品中所欲传达的文化、思想蕴涵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所决定的。从正反两面客观辩证地认识这一"白璧之瑕",对于全面立体地考量、探究《大唐狄公案》乃至高罗佩本人丰富广博的汉学思想亦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通过商人社会生活的独特呈现、商人形象的负面化塑造及商人形象的人性描刻等展现了商人这一中国古代的特殊群体。这既是高罗佩以通俗文学的方式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古代商人形象及其生活的文学化表述,也投射了其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创作希冀与寄寓其中的人道主义意识。《大唐狄公案》对于商人的塑造不仅反映了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家庭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和认知,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感知与审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文化视角。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青楼文化书写探析

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通过青楼文化的多元化呈现、青楼女子塑造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及青楼女子犯罪形象的人性化关照等不同方面,既投射出其对命途乖蹇的风尘女子表露出的浓郁的人道主义关怀,也反映了其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创作希冀。由此,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一方面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认识、审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文化视角,潜在地反映了其对中国古代两性关系文化的独特思考和认知,另一方面又以女性主义色彩和复杂人性审视凸显出其在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所映射出的理性反思精神,二者的有机融合折射了高罗佩在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中所秉持的一种取道东西、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