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

德国监事民事责任制度在实践中的障碍

对于德国股份公司的监事来说,尽管公司法、证券法等实体法为他们设定了很多的义务和责任,期望以此来促使监事尽职履行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职责,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由于德国按照部门法划分传统实体法的制定和程序法相分离,以致于在程序法中的相关制度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下,实践中,德国股份公司监事在违反他们的义务而导致公司、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时,最终实际承担责任被程序法中的制度和其他社会因素大大减轻。由此启示我们: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应当进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考量,并对于现实社会中其他影响法律运作效果的因素和机制一并予以考量。

村民议事会——村民自治机制创新的实践探索——来自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的调研报告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制度创新,村民议事会在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的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如三级授权合法有效,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扩大政治参与,有利于决策科学;规范运作程序,强化民主协商;权力制约与协调,密切联系群众;强化监督,实现"阳光治理"。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从而逐步健全和完善村民议事会这一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治理现代化语境下高校党政会议议事规则考察——以2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

完善高校党委、行政会议议事规则是提升高校内部治理水平、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基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本原则,从民主、公平和有效三个目标维度对2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文本的分析发现: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在民主维度的表现最好,有效维度表现次之,公平维度表现较弱;而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在有效维度的表现最好,民主维度表现次之,公平维度表现较弱。比较而言,"两个规则"在有效维度上表现相当,在民主、公平维度上,前者的表现好于后者;就总体而言,"两个规则"文本在体现主持人中立、机会均等、限时限次,以及会议秩序和发言者文明素养等原则上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核电厂操作员认知模型知识库的建立

人机系统（ＭＭＳ）设计评价系统正从人因角度出发进行开发．本文针对该系统中人机相互作用的操作员规则行为提出了一个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利用该模型，能够容易地建立分析评价系统的操作员认知模型中使用的知识库．另外，为了建立知识库还提供了一套用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对核电厂应急操作规程（ＥＯＰ）进行模型化的方法和程序．

当事人主义化的证据规则——台湾刑事诉讼引进传闻规则述评

2003年,因应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化的改革,台湾修正并增补了其《刑事诉讼法》第159条,明确引入传闻规则。该规则的引入在台湾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实务部门对此也态度不一,反映了立法和实践的背离。通过对台湾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原因的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此次修订立法是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规律的,但其立法及实施环境中存在的不足,即,立法中对传闻规则的现代法理基础认识的不足而导致的体例一致性和制度系统性的阙失;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传闻规则的观念缺位,则使传闻规则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也预示了制度的移植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磨合的过程。

罗伯特议事规则对院内医疗纠纷调解程序构建的启示

西方很流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主张:主持人应保持中立地位;一事一议;所有发言均应征得主持人同意且面对主持人发言;禁止不同意见者之间直接对话;禁止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其对我国医院内医疗纠纷调解程序的构建均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兼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后简称《规则》)的规范文本分析,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都有排除的职责,程序的启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依职权启动;一是依申请启动。而排除的范围不仅限于言词证据,还包括实物证据。就《规则》规定而言,当前涉及到的"刑讯逼供等其他非法方法"的解释应当进一步细化,对于疲劳审讯,威胁、引诱和欺骗以及重复性自白问题应当有所明确,对于瑕疵证据的"合理解释"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充分性"的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