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堕胎法案攻防战”看美国政治对法律的影响

美国法律因判例法传统及联邦与州并行的两套立法及司法系统而极具特点。罗伊诉韦德案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反对与支持意见一直争锋相对,并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在当前达到顶峰。2019年以来,保守州纷纷出台与该案例相悖的法令,亦不断被各联邦法院封锁或宣告无效。这种州法与联邦最高法院判例间的攻防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政治因素在美国法律实施中不容忽视的作用。由选票决定的立法及司法人员,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然要考虑选民意愿及选情需要,使得法律难以纯粹。

基于k/v比值的库岸涉水滑坡分类

滑坡的分类是一切滑坡研究与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在总结分析一般滑坡的分类方法基础上,针对库岸涉水滑坡水动力条件复杂多变的特殊性,选择渗透系数k和库水位升降速率v这两个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决定性参数作为分类因子,提出了基于k/v比值的库岸涉水滑坡分类方法,并阐述了其合理性及理论意义。该分类方法将库岸涉水滑坡分为k/v>1型和k/v<1型两个类别,是一种动态的分类。该方法的提出突破了对滑坡分类的常规思维,有助于解决系统动力学在滑坡稳定性分析和预测中所面临的困境,适应滑坡稳定性研究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和指导意义。

论美国刑法中的堕胎罪

在美国,堕胎罪是一项颇受争议的罪名。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关堕胎罪的讨论更多地涉及政治上的因素。本文就堕胎罪在美国的产生与确立、有关堕胎罪的争议以及关于堕胎罪的典型判例等相关问题做初步的介绍与评述。

难以停息的战争——简析堕胎争论和美国国会政治斗争

堕胎问题是当代美国最为敏感的话题,关于此问题的分歧造成了社会的极端分裂。堕胎争论的激化,日渐渗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政治生活。国会政治是堕胎争论所影响的美国政治生活的焦点和中心。本文通过对1973年以后国会中与堕胎问题相关政治斗争的回顾与分析,得出结论:在美国政治活动中,国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政治斗争被堕胎争论所主导和影响,堕胎问题也成为国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堕胎争论使得与其相关的国会政治斗争变得对立、广泛而多变。国会也因为自身的结构组成使以堕胎争论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愈渐复杂,而美国政体中的其他部门和社会团体也与国会的这场政治斗争相互影响。

从妇女运动视角看“罗诉韦德案”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震惊和轰动。研究者们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人权、医学、宗教、伦理等多个角度讨论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影响和发展趋势,显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从美国妇女运动的视角,探讨“罗诉韦德案”的发生与演变,美国妇女堕胎权的获得和丧失,以及这场斗争对国际妇女健康标准和国际妇女健康运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胎儿权利实现:选择权与生命权冲突的利益衡量——从罗伊诉韦德案谈起

当处于同一价值位阶的权利发生冲突时,怎样在个案中进行比较衡量做出合理判决是法律界面临的共同难题。罗伊诉韦德案为我们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宪法解释的原旨主义存在着先天不足,美国联邦法院成功地把生命孕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利用利益衡量论合理分析了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和胎儿生命权的消长,解决了这两项权利的内在冲突。我国胎儿权利保护立法存在默认堕胎合法化的弊端,《民法总则》已经取得了明确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进步,但是具体权利范围尚不明晰。因此,我们应当增强公民尤其是青年男女的避孕意识,明确划分胎儿民事权利能力范围,将部分堕胎行为纳入法律规制,进一步完善胎儿权利保护制度。

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多数意见的权利理论重构——选择论的替代性论证思路

罗伊诉韦德案是影响美国历史的几个重要案件之一,但是该案的判决结果却并未获得美国社会的普遍接受,最新的多布斯案判决更是明确将其推翻。原因之一或许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多数意见潜在地将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和隐私权)视为利益,这导致隐私权是否能够成立、利益之间如何进行比较、利益如何能够压倒权利,以及胎儿为何被认为不享有生命权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相反,如果将权利视为选择,那么上述问题便能够得到妥当解决。在哈特所提出的将权利视为对义务人履行义务行为的控制和选择的理论中,妇女可以享有隐私权,而且仅仅通过自由权就能够推衍出其享有堕胎自由;胎儿虽然不享有权利,但妇女的堕胎自由仍然受到国家在胎儿潜在生命上的利益的限制,这种利益呈现为一种义务。选择论或许是对罗伊案件判决结果的更为合理的论证。

从罗伊案到推翻罗伊案:全球视野中的堕胎权争议(1973-2022)

美国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罗伊案,不但否定了美国宪法中的堕胎权,也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堕胎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节点。罗伊案开创了世界上堕胎问题权利化和宪法化的历史进程,并与同时代限制堕胎权的德国宪法判决,构成了其他国家法院处理堕胎问题的参考模型。当代各国堕胎法在经历了宪法化变革之后,可分为三种模式:分期模式、指征模式和劝告模式。但在立法和判决之外,堕胎权的具体落实仍需社会和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权利化和宪法化之后,堕胎问题回归到了其宪法化之前的本来性质,即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问题。

美国司法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从“罗伊案”说开去

美国的司法政治是司法与政治交互作用的产物。随着司法权的扩张,联邦最高法院突破"政治问题不审查"之传统,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政治争议;随着政党对峙的尖锐,政治力量乐于将棘手的政治争议交由司法裁断;藉此,司法政治演变为常态政治,司法判例成为经久不衰的政治争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罗伊案半个多世纪的争议,不仅客观地暴露了美国司法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充分地展示出司法政治在美国的作用方式和涵摄空间。

“罗伊诉韦德案”裁决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当代内涵及演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旨在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内政治、社会影响,标志着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的全面复兴和变革发展。作为美国自立国起最为传统的“元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当代演化植根于与罗斯福新政后兴起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消长中,并逐渐形成了四方面主要内涵。第一,保守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反政治权力”,这是其传统信条并以里根革命为标志实现了当代复兴,在实践中表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对现代自由主义在经济意义上的终结。第二,保守主义作为社会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反多元主义”,这也是其传统信条并以特朗普革命为标志实现了当代复兴,在实践中表现为白人至上思潮的兴起,是对现代自由主义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终结,其中“罗伊诉韦德案”裁决是一个重要节点。第三,保守主义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核心是“反全球主义”,这是其新兴内涵并以特朗普革命为兴起标志,在实践中表现为保护主义,标志着肇始于罗斯福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传统的式微。第四,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反激进变革”,但在特朗普革命影响下正逐步蜕变为“反进步变革”。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上述内涵及其发展将给美国政治、社会的走向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