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

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政治、民族及文化等结构差异所决定的。政治结构上,中国延续了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和大一统观念,是有机的统一,比较牢固。在这个制度下,居民不分胡汉,都是编户齐民,身份和法律地位相同,也都追求统一。罗马延续了城邦体制及其理念,是松散的统一,并不牢固。其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居民身份多样,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也不一,自治传统深厚,蛮族也不追求统一。民族结构上,中国的胡汉关系历史悠久,融合程度深,以地域和文化界定夷夏。胡汉身份相同,受同一个法律的管辖。胡人政权主动采纳并推广汉族制度,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罗马与蛮族接触较晚,融合程度有限,更注重以法律身份区分不同的群体。蛮族并非罗马公民,而是自治的罗马军事盟友,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文化结构上,中国始终保持了儒家为主而又兼容多元信仰的特点。儒家受到玄学、道教乃至佛教等的冲击,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道教、佛教更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胡人采用汉族文化并继承了这个模式,与汉族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由多神信仰转向一神信仰。罗马多神崇拜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注重集体的福祉。基督教填补了对个人内心世界关注不够的空白,但作为一神教它又不能容忍多神崇拜。作为国家唯一的合法崇拜,基督教仍是担负政治职能的组织。接受基督教的蛮族与抛弃传统信仰的罗马人一起形成以基督教为纽带的新文化认同。

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

史学家阎宗临早年留学瑞士，攻读世界史，回国后在多所高校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罗马史》、《欧洲文化史论》、《希腊罗马史稿》、《欧洲史要义》等。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西亚、中亚古史和古希腊罗马史，其对西亚中亚古史所作的专题研究，涉及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国家，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他撰著的古希腊史和罗马史论著至今读来仍有特色和新意。阎宗临毕生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视角下的君士坦丁堡建设初探

君士坦丁堡曾是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奠基为帝国的首都。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众敌环伺的危局以及君士坦丁堡所处的战略位置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确定离开罗马、在东地中海建立新首都之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其选址标准在本质上根植于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逻辑之中,君士坦丁一世的个人作用有其地位,但不是根本原因。君士坦丁堡落成之后,帝国各地资源倾注于此,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并成为东部地中海世界的新中心。

画龙巧点睛,锦上更添花——评《罗马史纲要》修订版

杨共乐教授的《罗马史纲要》是一部系统的罗马史研究专著,有着较强的原创性,体现了国内罗马史研究的新水平,它的修订出版是我国世界古史学界的一大幸事。

从浪漫主义到审美现代性——沈从文小说思想解读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上,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契合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他批判都市文明、质疑启蒙运动、反对历史进化论,使他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特质。他在批判的同时,企图对现代性进行修复与救赎,对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作家的思考与设定,其思想性质属于审美现代性思想体系。

作为现代建构的罗马帝国“衰亡”与“转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重读

对西部罗马帝国晚期这一历史时段,历史学家提出了大相径庭的叙事。爱德华·吉本提出的罗马帝国“衰亡”论,反映的是对大英帝国可能重蹈罗马帝国覆辙的焦虑和对“蛮族”的惊恐。彼得·布朗等学者通过“古代晚期”历史研究,用“罗马世界转型”取代“衰亡”叙事的努力,则体现了二战后西方致力于文化共融、族裔多元的“政治正确”。千禧年前后,“衰亡”叙事的强力复兴,是否意味着时代精神剧变(后911时代)后,那个曾经开放、包容、多元化的西方已在远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重新审视上述不同历史叙事背后的不同时代环境,有助于我们冷静的理解与预测变局中欧美行为逻辑的可能走向。

晚期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世界周边“蛮族”的经济互动及其特征

晚期罗马帝国的边疆地区是其与地中海世界周边“蛮族”经济互动的主要渠道。经由边疆进行的商品交换既包括贵重商品,又包括大宗日用品。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成果,可以看出,无论是远距离奢侈品贸易还是帝国与地中海世界周边“蛮族”地区之间大宗产品交换,均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特征。与此同时,帝国与周边“蛮族”之间的日常经济互动广泛发生于帝国所有边疆地区,而非仅局限于局部特定区域。这种经济互动总体上对于交易双方而言是互利的。正是因为如此,双方的经济互动才能长期并普遍存在。

藉古代地中海地区屋瓦的若干资料之助看秦瓦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把目前所能看到的若干春秋战国时代秦瓦的考古资料,与已知的建筑学资料和原理相比较,初步做一重新整理,看看现有的解释是不是能站得住。利用中国文明以外——早期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若干屋瓦资料,尝试做一些新角度的观察.看看什么新问题可以发现出来。

彼得·布朗对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认识

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兴起,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裔美国史家彼得·布朗系统地提出解释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命运的"晚期古代"理论。在晚期古代视角下,布朗通过文本证据与考古证据相结合,并借助后现代的"解释学的怀疑",以及"表象"理论,解构关于基督教化的传统叙事,并提出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观点。他认为,基督教化是缓慢的不彻底的进程;是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的改变;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布朗的基督教化理论,更关注从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转变过程的复杂性,注重两者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在对过程的把握中探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历史的连续与断裂。

名词化与归化:蒲松龄《聊斋志异》英译本之标题新探

1880年,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首部英译本出版,即翟理斯(Herbert Giles)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40年以来,至少有11部英译本问世。各译本的翻译大异其趣,或归化,或异化,而归化异化的程度不一。然而,各译本的英文标题总是归化的,与英语的标题订定传统暗合。大家看书大抵先看书名,因此,归化书名可以吸引英语读者,确保译品为英语读者所接受。本文主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先胪列《聊斋志异》各英译本的标题及详细出版资料;第二部分便仔细分析这些标题,揭示了翻译过程中英文标题的名词化倾向;第三部分根据中国与古希腊罗马世界观之间的显著差异,分析了名词化之为归化的现象;最后一部分则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尝试解释《聊斋志异》英译本标题中的归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