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幽灵: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诠释史

德国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针锋相对的特征,使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时代潮流的反动而被贴上了非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标签。尤其是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泛政治化和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作为在德国历史和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第一个本土化的、最具德意志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与时代精神和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古典与浪漫、启蒙与反启蒙的二元对立使得深入德国浪漫主义内在学理的研究难以展开,它要么被刻意贬低,要么被无限美化;要么被认为是完全非政治的,要么被认为是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因此,超越启蒙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话语,通过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诠释史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对于深入德国浪漫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语境,揭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赫尔德与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

"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美学纲领制定者是赫尔德。他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历史主义的系统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人民性,人道精神和浪漫精神。他对于康德美学的批判,他对于美和艺术的研究的唯物主义基调和辩证精神对18世纪德国古典现实主义具有巨大影响,他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对于德国浪漫派也有重要影响。赫尔德和"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在一系列美学问题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从人文角度探寻贝多芬晚期精神境界

贝多芬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所处的时期,正是欧洲的社会生活、政治宗教、哲学科技等领域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是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繁荣时期;是德国古典文化崛起的时期;同时也是伟人频出的时期。贝多芬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而他所关心的远不仅仅是音乐,从很多史料记载中也能证实,在许多方面他也可算是博学,作为这样一个人,不可避免地会被各种相互激荡的思想意识所影响。然而,外在的思想冲击与他内心世界的自我感悟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期和阶段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本文也希望能结合对贝多芬影响较大的哲学、科学、宗教思潮等领域来考察贝多芬晚期作品所体现的艺术追求和思想表达;通过对特定时代中多种相互激荡的思想意识的考察,从人文角度尤其是哲学与宗教倾向方面,考察贝多芬的晚期思想境界,思考贝多芬晚期作品中、与其形式特点相对应的内省性、幻想性、宗教性等风格特征在形而上学层面的成因。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和还原一个作为凡人的贝多芬的晚年心境,从人所可能产生的信仰力量中获得对今天、对自身的启示。

建构中国式的启蒙美学——对五四浪漫主义文艺观的一种新阐释

一般认为,创造社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充满了浓郁的感性色彩,是一种重“直觉”和“灵感”的浪漫主义美学形态。本文通过分析其客观性与统一性、理性与情感的内在矛盾,指出其美学观中的所谓“自我”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现实的自我”,社会的与主体的、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理图式等这些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两极在体验性的“自我”中得以交互融合。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他们追求二者的相互激荡,进而通向人性的自由。对美的哲学标准的建构、对美学人本主义精神的弘扬,正是对五四时代独特的启蒙哲学精神的反映,这种启蒙理性的美学建构方向既表现出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美学发展规律相通的一面,也体现了本土化的努力方向。

从浪漫的质疑到自我的否定:鲁迅对启蒙的反思

鲁迅早期主要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对现代西方文明扼杀人的个性、禁锢人的心灵进行了批判。中后期,他着眼于中国社会现实,对启蒙价值观念引进到中国后产生的移植性、空幻性问题进行了思考。鲁迅还对自我的启蒙者身份进行拷问,批判了启蒙者的偏执与狂热,揭示了启蒙者被迫放弃启蒙无路可走的处境。

论苏曼殊与英国浪漫主义

苏曼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开风气之先者。他对拜伦、雪莱作品的翻译,他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他自由不羁、多情放荡的单纯气质,都成为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作家的精神资源。由于在时代精神和个人气质两方面都与英国浪漫主义存在相通之处,使他在众多外国文学思潮中,对英国浪漫主义情有独钟。但苏曼殊毕竟与拜伦、雪莱和彭斯等人处于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这就决定了苏曼殊在接受影响的时候,不可能表现出与英国浪漫主义完全一致,甚至在一些方面背道而驰。苏曼殊在一个不是真正需要个性解放的时代,用一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形态去应对当时的历史潮流,他始终没有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也没有邀宠争荣,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乐观和悲观、亢奋和消沉之间游离,苏曼殊不可能最终达到拜伦、雪莱那样真正自由的高度。

阿佛洛狄忒神光中翱翔的天使——简论欧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早期的欧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爱与美的原则指导下,出现了名家、名著、体裁、流派各现异彩、缤纷辉煌的文学景况。欧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特异表现、产生发展、归宿与典型意义,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对于中国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及其“特殊武器”——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管窥休姆的诗学观

托马斯·厄内斯特·休姆是英美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但由于学术界对其思想体系特别是诗学观认识不足等原因,致使休姆未能享有其应有的"先锋地位"。休姆的诗学文论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因为这篇文章暗含休姆主要的诗学思想。因而,解析休姆在这篇文章中所阐明的诗学观:一方面,他预言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并表明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他还阐明了"联想"这一古典主义诗歌复兴的"特殊武器",优于"想象"的原因。笔者希望这一解读有助于宏观把握休姆的诗学观,对确立其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之先锋地位亦极具意义。

赫尔德对启蒙理性的反思

启蒙思想家们无限夸大理性的作用,把理性看成是万能的,从而压制了不同群体的天然差别。赫尔德对启蒙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并发动了浪漫主义运动。他强调个体性,认为每个个体都具有特殊性、变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无规律性,这自然就和理性的普遍性、不变性、一元性、确定性和规律性形成根本对立。

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浪漫主义精神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最丰硕的果实,并处于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传统的欧洲文学史将"狂飙突进"运动统归于启蒙运动的分支,在过去的研究中也有不少作品分析《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浪漫主义的差异性,歌德本人也一度撇清其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但《少年维特之烦恼》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精神。在探讨《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之前,先了解"狂飙突进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在此前提下再细致分析《少年维特之烦恼》强烈的抒情性与维特人物形象两个方面,从而更加具体有力地论证《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浪漫主义精神。

最后的浪漫－五·四时期作家散论

本文论述了“五·四”时期作家的文学活动及主张，并认为新浪漫主义文学从兴到衰的历史过程已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爱与殇的交织——论冯沅君小说的创作特点

冯沅君是“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女作家之一。她笔下典型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写作文体和浓郁的感情基调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冯沅君的小说创作在选材、文体、抒情意象、表达技巧、情感意蕴等方面都体现了中国式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尤其是带有悲剧性意味的爱情小说不仅集中体现了“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创作风格,还深刻反映出“五四”背景下女性的个性解放与生命体验。

五四浪漫主义的局限与衰落

五四浪漫主义思潮辉煌一时，但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由于中国浪漫主义者在提出个性解放要求时没有先接受理性精神的洗礼，从而使他们对创作采取了过分情绪化的态度。同时，社会革命的时代，五四式的浪漫主义的存在空间非常狭小，一些“革命文学”的提倡者在对待浪漫主义问题上又存在着模糊认识，这就导致五四浪漫主义过早地因分化而衰落．

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