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绿色条款的完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关涉环境保护的条款就是绿色条款。这些绿色条款在第8条关于战争罪的规定当中尤为明显。战争罪中的绿色条款不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还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涵盖了对人文环境的保护。除了第8条,在第6条和第7条中也存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这些绿色条款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忽视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造成严重环境损害的能力以及对环境保护力度低等。这些问题应当在以后的缔约国大会上予以关注和修正。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修正与适用实践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至今已历25年,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实践成就却似乎乏善可陈,不仅受理的案件寥寥无几,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特别是来自非洲国家的批评尤为尖锐。25年来,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进行了重大修正,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罪定义与适用范围的修正案;在该规约中增添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罪行;国际刑事法院对驱逐出境罪作了扩大解释并创造性适用了间接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以扩大法院的管辖权;坚持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并认定了该原则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对被害人参与作出了有益的实践。不难预测,国际刑事法院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其管辖权并加强国际刑法的执行力,特别是对非缔约国而言,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情况可能会逐渐增多。

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意义

《罗马规约》的通过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与《联合国宪章》正义、和平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在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 ,《罗马规约》为国际化法治进程提供了发展契机。对于惩治已然犯罪的实然性、威慑未然犯罪的应然性方面 ,新诞生的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缺失的弥补 ,会成为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最佳法律武器。

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人犯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移交制度有别于国家间的引渡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各国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移交合作的过程中,既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国虽然尚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但也可能会遇到与向该法院移交人犯有关的合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了解移交制度基础上,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研究我国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对策。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地位与功能研究

被赋予国际刑事案件调查、起诉权的检察官 ,在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程序中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对于国际刑事犯罪的惩治起着关键性作用。其组织和功能上的特点是 :审检合署的机构设置 ;“检警一体”的功能结构 ;在检察事务和内部管理上实行“检察长负责制” ;受刑事预审法庭的司法审查等。但在检察官行使职权时 ,存在与相关国家主权协调 ,克服直接调查取证可能遇到的障碍 。

析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理由和举措

2002年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运作,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的犯罪人不再能够逃脱国际刑事责任。然而,作为国际社会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却也因此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了强烈反对,一切可以想到和做到的阻挠措施均已被采取。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旨在维护其自身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其理由和举措不符合联合国宗旨和正义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保障机制及其借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正式生效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规约》及其附件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包括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知情权、人身权和隐私权获得保护的权利及获得赔偿的权利等,具有全面性、充分性及保障性的特点。考察国际刑事法院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措施,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义务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是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和国际社会与之真诚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反之 ,国家也应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善意履行其自愿承担的义务 ,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本文通过阐述《罗马规约》有关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 ,说明国家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罗马规约》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规定了联合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经费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的管辖,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另一种手段。从这些方面看,国际刑事法院和安理会的关系具有兼容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安理会是一个政治机构,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机构,安理会在行使《罗马规约》规定的司法参与权时,会导致其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冲突的发生。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转变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经历了从积极支持到极力反对的大转变。克林顿政府虽然积极参加法院规约的制订,但最终因为在管辖权、检察官独立启动调查起诉程序和侵略罪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而投了反对票。布什政府则根据《美国军人保护法》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敌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措施,其中尤以所谓的"第98条协定"为甚。但是,缔约国与美国签订的这种豁免协定实际上违背了规约的宗旨,与罗马规约第98条第2款不相符合,是非法的。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若干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或称《罗马规约》)主要得到了欧洲联盟等国家的支持,但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内都对它持否定、怀疑态度,尤其是该规约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出德国等少数国家意图利用国际刑事法院以达到其自身目的。它的规定有悖于二战后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是一个特别疑难的问题。虽然ICC被描述为独立于联合国的一个机构,但《罗马规约》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可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于是,条约的条款对联合国体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构成任何挑战。该法院甚至赋予自己对非缔约国也享有管辖权,该法院寻求或威胁行使管辖权就很可能会为ICC缔约国干涉非缔约国的内部事务提供机会。此外,该法院的财政体制也存在问题。

论危害人类罪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危害人类罪规定为国际刑事法院有权管辖的四类核心犯罪之一。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各相关国际法文件对该罪的定义,便可得知,无论是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该罪都获得了迅速发展。从《罗马规约》谈判中对该罪的争议看,该罪的定义还有进一步扩展的可能。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局限性的思考

《罗马规约》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严重地影响着国际刑事法院作用的发挥。在明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应考虑将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同时弱化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过分制约权,并通过增加国际刑事法院的强制性以保障其管辖权的实现。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分析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补充性管辖权,在特定情形下对非缔约国也具有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取得国家的同意,即犯罪地国或被告人国籍国是《罗马规约》缔约国或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要受到效力范围的限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可由《罗马规约》缔约国、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启动。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不违背国家主权。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它既不同于只处理国家间争端的国际法院,也不同于安理会特设的几个国际刑庭。其补充管辖原则表明,它对国内法院起着补充作用而不是优先于国内法院行使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是合作与协调的关系,但规约第16条规定安理会以通过决议的方式要求法院推迟调查和起诉这个机制存在很大的缺陷,它为政治干涉司法提供了方便之路。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与美伊战争

依据国际法,主权国家可以对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但是,从以往的国际实践来看,这种间接管辖的方式效果不尽人意。特别是对某些特定的国际罪行,如战争罪,侵略罪,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等等。在国际刑事法院建立之后,这些国际人道法中的罪行在法定条件下可以由国际刑事法院直接管辖。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尊重国内法院的管辖权,并符合相应的条件。本文试图讨论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是否存在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否可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对象。

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法律机制接轨的应对性思考

目前,中国还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采取这一立场的主要原因在于《规约》中的不少规定都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涉及非缔约国的主权。中国应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框架下寻求中国问题的合法性,完善国内立法,同时利用《规约》的有关规定维护我国利益,寻求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接轨的应对之策。

试析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原则之适用

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社会建立常设性质的国际刑事法院以国家合作的方式来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设想由来已久,然而在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罪行的管辖权或多或少会对国家主权产生影响,因此国际刑事法院通过补充性管辖原则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现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条文进行分析,以对补充性管辖原则之适用进行初步探究。

国际刑事法院选择性司法问题研究与应对

国际刑事法院自成立以来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通过司法活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国际社会一直对国际刑事法院存在的选择性司法问题非常之关切,国内外学者从广义和狭义上探讨了选择性司法的内涵,为研究国际刑事法院选择性司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国际刑事法院从建立至今,选择性司法问题一直存在,并且经历了萌芽、形成、实践、规制四个阶段,同时展现了不同的选择性司法特征。国际刑事法院主要受到立法、执法、政治、国家缔约等方面因素影响,产生了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选择性司法理论问题。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选择性司法在实践中经常会导致危害国家主权、质疑国家司法制度及针对非缔约国的情形。中国从外交政策、国家刑法制度、国际司法协助等方面加以应对,既保障了国家利益,又能有效打击国际犯罪。

试论国际刑事法院要求苏丹合作执行巴希尔逮捕令的法律基础

国际刑事法院要求苏丹合作执行巴希尔逮捕令的事件反映出国际刑事法院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联合国安理会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时,应当明确选择一种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机制;国际刑事法院应当积极应对某些国家不履行合作义务的情况;如果要对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方的国家适用规约第九部分中的制度,就必须对某些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