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成氏》“文王服九邦”考辨——兼论《容成氏》的主体思想及其学派归属

《容成氏》所述"文王服九邦"一事,存在着作者根据其主观立场,对史实进行增饰和改造的现象。作者之所以改造"文王服九邦"故事,并将其置于《容成氏》的"革命"之说中,主要是为了反衬"武王伐纣"的残酷性,从而凸显"禅让"优于"革命"。《容成氏》凸显"汤武革命"的暴力特征,是其不纯属于墨家或儒家学派的一个标志。《容成氏》的叙事风格及其思想,也受到了战国纵横家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容成氏》可谓一部糅合了儒家、墨家、纵横家思想的具有"杂家"特色的作品。《容成氏》的这一特色,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地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的趋势。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

先秦文献中,《禹贡》九州独有梁州,《尔雅》独有营州,《周礼·职方氏》独有并州,《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

上博楚简《容成氏》九州刍议

本文一方面对上博楚简《容成氏》九州说作了综述性考察,另一方面,对争议较大的州提出了新的看法或做了更深入的阐释。

从楚简《容成氏》九州看《禹贡》的成书年代

本文主要结合上博楚简《容成氏》和《墨子》中有关九州的论述,与《禹贡》九州加以对比和辨析,认为近几年对《禹贡》成书年代过于提前的说法(如西周)不很妥当,《禹贡》的成书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80至前360年左右,即战国早期晚段为宜。

上博简《容成氏》九州补论

上博简《容成氏》所记九州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发生于今黄河下游鲁地一带自成一系的古老传说。由于传说受地域的影响,其所记州名、州域与传世文献同中有异。不加分析地以传世文献州名、州域相比附,显然是不科学的。

《上博简(二)》《容成氏》编连问题补议

《上博简(二)》中的《容成氏》篇记载了上古帝王的传说事迹,内容十分重要。但是原书整理者在对竹简进行拼合编连时存在不少问题,致使很多本来文义清楚的地方变得含混不清,全文的叙事脉络也由此而变得混乱。后经北京大学陈剑先生重新整理编连后,已基本上可以通读,但仍有几支简的位置不太好确定。拟在陈剑先生研究听基础上,对这几支简的简序重新进行编排,并结合历史文献,对简文中的相关文句加以解释。

论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

上博简《容成氏》篇内容丰富,性质较为特殊,是了解战国社会思潮的一篇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关于其学派归属问题,大致有儒家、墨家、纵横家等不同说法。分析是篇内容,可以看到,其理论思想与儒家的《大戴礼记.少闲》篇非常相似,而与《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扬的理想社会与《礼记.礼运》篇相一致,是篇力求借助讲述古史来阐述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而这正是儒家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思路。从《容成氏》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后学发展传统儒学的一个侧面。

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本文认为夏文化的文化渊源可能在渭水上游。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所记汤伐桀、桀逃亡的路线是戎遂→鬲山氏→鸣条之遂→南巢氏→苍梧之野。本文对最后两站南巢和苍梧提出新解,认为它们都在今陕西东南、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桀逃亡的意图是想从东方鸟夷大本营逃脱,进入西北夏人的老根据地。陕西在中国上古史框架中的地位需要重新定位。

论《容成氏》的儒家思想倾向

本文以先秦时期学术脉络为背景,在参考当下学者的各种结论从而论证各种有关《容成氏》之学派讨论为非的基础上,从体恤天下苍生、"不赏不罚,不刑不杀"、庶富教、天地人民之道、禅让制、君权的合法性在于德性的修养、汤武革命等八个方面研究了上博简文献《容成氏》的儒家思想倾向。本文认为,《容成氏》受到了墨家、纵横家的影响,尤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系列影响,但是该佚籍不可能是墨家、纵横家,也不是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儒家。

从上博简《容成氏》篇看楚人的东方政治地理观

与《禹贡》《职方氏》等中原“九州”地理观相比,上博简《容成氏》篇中的“九州”地理框架带有明显的“东方倾向”,具体表现为该系统中与州域划分相对应的八个水系在东、西分布中呈现6∶2的比例,而在东方水系中,泰山、黄河以南的水系又占据多数,表现出不均衡的特征。《容成氏》“九州”单指楚地之外的中原地区,暗示楚地与“九州”成并列对举的关系,这是楚人在发展中所选择的一条游离于中原政治中心的独特文化取向的结果。同时,《容成氏》“九州”中的东方倾向可视作楚人政治地理的体现,展示了楚人向其惯常族群聚居地以东开拓的理念,并与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经济核心区东移的历史相吻合,它也导致楚人政治文化意识及“天下观”的狭隘性。

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容成氏》看夏商史迹

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容成氏》,是近年来所出战国楚简中性质较为特殊的一种。其中包含大量与上古历史传说相关的重要信息,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根据简文记载,并结合传世文献的有关内容,就其中所涉夏商史迹的部分内容,略加疏证,并就某些要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与先秦墨家的谈辩和说书

上博简《讼成》篇(原题《容成氏》)实乃先秦墨家著作,并非如主流学术界所认定的所谓道家文献。从《讼成》篇的释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篇的主旨为墨家的尚贤思想。而此篇的论说方式更显示了可能是与墨徒组织中的谈辩或说书这两大派有关:其中关于言谈时所重用的三法(即三表)和说先王之书等等正是有力的珍贵线索。

上博简《容成氏》补释数则

本文拟对上博简《容成氏》这篇简文的几个字(词)作出一些补充、辨正、考释,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

上博简《容成氏》辨析四题

上博简《容成氏》证明了禅让制的存在。具体来说,“禅”与“让”分别有不同的主体,禅让制的关键是考察继任者贤良与否。第34简简文“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应读作“启于是乎攻(功),益自取(趋)”,历史上不存在启攻益而夺取天下之事。第45至第48简记载的“文王服九邦”之事,证明文王之“以仁服人”确为史实。孔子“观周”时曾见过《容成氏》原文,传世文献《礼记·礼运》的首章即是孔子对《容成氏》的概括;《容成氏》乃以史资政之作,其作者是老聃。另外,《礼记·礼运》首章存在错简问题,须据文意对简序加以调整。

楚竹书《容成氏》学派归属试探

《容成氏》主要记述了上古帝王的事迹,内容十分重要,其学派归属也引起了学者的讨论。从儒墨两家典籍记载的尧舜禹禅让之不同的分析、本篇叙述史事的语气及楚地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之类别等方面来看,其属于儒家文献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上博竹书《容成氏》所见禹行征赋考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容成氏》所载古史与禹有关者,除治水外,尚有行征赋一事。简文"禹听政三年"及"郊振"二段描述禹继位后,制旗号、行贡赋之过程,可与《禹贡》《■公盨》比参。通过竹简编联的讨论及疑难字词的考辨,将简文"方为三亻告"释为"方为三号",将"焉以行正"读为"焉以行征",并在简文释读的基础上讨论禹行征赋的相关问题。

釋上博簡《容成氏》的“敃終”

上博楚簡《訟(容)城(成)氐(氏)》是一篇含有濃厚古史傳説性質的政治哲學文獻。以四代(虞、夏、商、周)、五王(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的古史系統爲框架,講授賢不授子、禪讓之道的概念。全篇共存完、殘簡五十三支,簡長約44.5釐米,每簡約抄寫四十二到四十五字不等,一共有兩千餘字。至今,屬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的《容成氏》已經發表有十二年之久,學者如切如磋取得了很多基本工作的進展。

《容成氏》所见舜帝事迹考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之一,其所叙述的有关舜的事迹可概括为:舜之出身;尧访舜;舜立禹、后稷、皋陶、质为官;舜举禹并禅以天下;尧举舜并禅以天下等事。《容成氏》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我们从儒家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古史知识范畴,只是系统化、局部上概括化了古代帝王的记载。

从豳公盨、《子羔》篇和《容成氏》看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

要真实了解中国古代关于上古历史的大量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是十分困难的事。为此,以往的学者凭借卓绝的想象力曾提出过许多假说,期以解开其中的谜。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例,至今仍被众多学者高度重视。

诸子所传“远古社会”的三方地域异辞——兼论《容成氏》的性质特征

在战国汉初诸子文献中,有一种以远古时期社会演化为主题的记载,谓之“远古社会”传说,存在着三晋(北)、齐鲁邹(东)、楚淮(南)三方地域异辞。从地域层面来看,北学多为纯现实叙事;南学多持退化史观,记载了众多远古部族的名号,杂有神话。《容成氏》的性质是“南方古史杂抄文献”。从学派层面来看,南方道家最典型的特征是退化史观、形上至德之世、传述老子之学。形上的“至德之世”乃是庄子及其后学继承老子而发展出的概念。三晋法术之士强调时变史观。邹鲁早期儒墨的古史期至尧而止,多不言古帝具体名号。齐地轻重学派可归于三晋法术之士与邹鲁早期儒墨之间。地域与学派这两个视角,对研究诸子所传远古社会传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