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发展、信任与中小企业互助融资机制——基于温州苍南新渡村互助融资的实地调查

非正规金融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起了很大作用,作为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互助融资主要形成并运行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人际信任机制如互助与亲缘利他、人情、面子、熟悉、定栖等维持着互助融资的正常运行。文章以温州苍南龙港镇新渡村为例,通过调研发现,超过熟人的边界或者脱离人情机制,互助融资将可能出现倒会并引发大范围的风险。伴随着社会转型,乡土社会的人际信任逐渐向制度信任转变,互助融资的运行机制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但实际情况表明,中小企业互助融资的正常运行仍然依靠乡土社会的人际信任机制来维持。

我国三十年来农村地区金融改革的逻辑轨迹——基于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

文章基于新比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方面来论述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改革的基本逻辑。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控制方式不尽合理。文章充分肯定了国家2005年至今的改革措施,认为新型金融机构的引进将成为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契机。

交易费用、有效合约治理与小微企业融资选择

建立在地缘、血缘等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在满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求时,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对贷款有效的事前甄别及事后监督,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表现出较低的违约率。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民间借贷由于信息甄别和利率发现作用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更具有现实意义,规范民间借贷发展应成为产权多元化金融制度安排的选择之一。

我国非正规金融的风险与规制研究

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但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对金融市场秩序乃至国家宏观调控产生干扰。本文采用博弈矩阵对合会与地下钱庄两种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风险进行系统分析,得出非正规金融潜在风险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规避非正规金融机构潜在风险的建议。

信任与秩序--对当代民间合会的法理剖析

民间合会作为一种传统的互助融资形式曾经广泛流行,在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活跃于中国沿海的某些地区。发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会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社会转型中发生的倒会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信任文化的断裂,相反,根基于传统与习惯的信任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成为网络型治理模式的制度资源。在法治原则下,通过实行特殊型合会登记对当代民间合会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从而建立起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互动的制度途径。

民间标会何以盛行不衰

合会是一种民间借贷及资金互助组织,标会则是一种以会脚每次投标时愿意支付的会息高低决定获得会金顺序的合会。通过对浙江省农村正常运行的标会的研究发现,其主要功用是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兼具储蓄和贷款双重功能,但盈利并非其主要目的。标会所具有的以"熟人社会"为保障的特殊控制机制,是其正常运作的基础。倒会案的发生主要由于组会的目的发生变异及随之而来的标会的特殊控制机制遭到破坏,而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加以指导和规范。

近代北京供会研究

合会是一种民间合作互助组织,不仅在近代中国农村较为盛行,而且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普遍存在。北京合会多而复杂,本文主要以供会为例,对其运作程序与基本构成、存在原因与生存状况、利弊及特点等进行探讨。北京供会的功能主要是解急救困,并与商铺有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市民与商铺的双赢。当然,北京供会也存在诸如与会人员携款逃跑、起会商铺服务质量降低等积弊。

民间标会的风险生成机制与风险防控探究——兼议民间标会的规范化发展路径

在阐述民间标会运作模式和会员组会参与动机的基础上,分析了民间标会活动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风险生成机理,并利用博弈论的方法探究"倒会"风险的形成原因。立足标会活动的风险生成原因,借鉴台湾地区规范民间标会发展的经验,提出大陆地区应通过立法规范、组建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探索建立机构化和银行化的运作模式等路径,防控标会活动风险,促进民间标会合规发展。

基于合作博弈模型的民间标会风险生成机理研究

运用合作博弈模型,剖析民间标会风险的生成机理,构建分析标会风险的合作博弈模型框架,总结出标会风险主要来源于标会规模过大,标会利率过高,会员经济实力和社会声誉不足,会首组织能力和管理效率不佳以及法律制约和社会惩罚机制缺失等方面,以为实证研究标会风险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府制定民间金融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合会起源之考辨

合会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合会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关于合会的起源,民间有庞公创始说、竹林七贤遗传说、青苗法演变说,学者认为起源于唐宋或隋朝等。从目前有据可考的史料记载看,我国合会雏形于汉代,成型于唐代,初步发展于宋代。

西南边陲纳西社会中“賨”的发展与变迁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轮转互助储金会的存在。这种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会员之间起到经济互助的作用,帮助会员度过经济难关。在云南丽江大研镇及其周边地区的纳西族民间也同样流行着一种称为賨的类似轮转互助储金会的组织,但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当今流行在纳西族民间的賨已经从原来的以成员间的经济互助为主要目的组织形式演变为了一种更为注重成员从中获得愉悦的娱乐型组织。本文以民国时期到当代社会为时间维度,从人类学的视角对纳西族社会中賨文化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得出结论: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使賨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源。同时,文章提出附着在賨之上的"社会资本"积累功能也是当前賨在纳西社会中流行的原因之一。

小额信贷为非正规金融“正名”的可行性及其模式探讨

非正规金融以其特有的根源和历史沉淀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了养分,而作为扶贫重要手段之一的小额信贷也为非正规金融的合理发展指明了方向。合会是长期存在于我国民间的一种非正规金融组织,因而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和适应性。改变当前合会风险高、还款率较低的劣势,将其运用在小额信贷的框架下成为小额信贷的新模式,这是探索适合我国农村新型小额信贷模式并借此将非正规金融引向良性发展轨道的一种有效尝试。

台湾合会法制化经验及对我国大陆的借鉴

作为一种简单高效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合会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合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通过民间资金的融通,有助于拉动消费需求和促进中小企业投资;但另一方面,其不断上演的倒会风波亦对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如何对合会进行监管,以趋利避害、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各国都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合会监管的法制化实践起步较早,其将合会纳入民法调整范围、实现合会契约法典化,区别对待民间金融、依法规范管理及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作用等做法为我国大陆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民间标会的运作与宗族羁绊——基于潮汕地区的案例调研

民间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在农村服务上的缺口,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民间标会作为民间金融的重要形式之一,宗族羁绊与作用是其显著的特征。聚焦宗族羁绊在民间标会中的作用,对潮汕地区典型案例从标会的起会、运作、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查访谈,在梳理案例标会运作模式的基础上,定性分析宗族羁绊对标会运作的影响。结论显示,宗族羁绊是标会起会的内在基础,贯穿连接着标会运作的全过程;宗族内部的信任关系结成了民间标会的监督网络,有利于民间标会的平稳发展。因此,在重视标会运作中宗族作用的同时,应加强标会的外部约束,建立健全备案管理体系等制度;鼓励民间标会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农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以促进民间标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新一轮农村利率改革成效与经济解释——闽东地区调查与垄断市场分析

农村金融市场垄断背景下,新一轮农村利率改革并没有达到扩大农村信贷的目的,反而加大了农村的融资成本。原因在于:利率浮动范围扩大后,并没有形成农村信贷利率的市场定价机制,农信社只是简单地将信贷价格一浮到顶,以赚取更高的垄断利润。对福建东部两县(市)的调查显示,新一轮农村利率改革的成效并未达到政策设计意图。其原因可以用垄断市场结构下垄断定价与最优利率理论解释。真正建立起农村“两部门垂直合作型”金融组织体系,打破农村金融垄断,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地区融资困境。

村庄信任与标会

本文在对温州一个村庄的标会情况进行了比较详尽调查的基础上 ,将村庄共同体理论和信任理论与该村的非正式金融发展现实相结合 ,初步地建立了“村庄信任”这样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 ,文章认为 :(1 )标会将自由竞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实现了有机结合 ,是一种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 (2 )因为村庄共同体与区域性文化等因素对标会行为的嵌入 (embeddedness) ,小规模、社区性标会在现实运作过程中的风险很小。 (3 )政府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的同时 ,应该允许各种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

海外温州人经济崛起的融资机制——纽约温州人标会现象研究

为了探寻海外温州人经济迅速崛起的奥秘,本文通过对纽约温州人标会现象的调查研究发现,依托熟人社会人格化信任所形成的多边信任(惩罚)机制,海外温州人建立的互助互利和一定的风险防范功能的标会组织是海外温州人群体能够迅速抱团崛起的一个重要内在制度原因。海外温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对传统标会进行继承和创新,使得群体中有创业能力但缺乏创业资本、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的个体能够短时间内越过自主创业的必要资本量壁垒,从而实现从普通打工者到老板的惊人一跃。

20世纪中国“合会”的演进:浙江和台湾的比较分析

从中国"合会"的发展历程、影响力、运行方式、政策和功能五个角度出发,分析了浙江和中国台湾"合会"的演变过程,对两者的发展轨迹进行比较。这两个地区一百年来中国"合会"不同的发展轨迹为我们认识民间金融提供了新的启示。

社会网络对民间金融风险的作用——基于社会网络结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对民间金融风险的影响已被广泛认可,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有抑制风险的作用,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有扩增风险的作用?以资金互助会为例,将互助会涉及的社会网络按结构特征分为单个会的会内网络和多个会的会间网络,研究可知:(1)越紧密的会内网络结构以及越大的网络规模越有利于民间金融风险的控制。(2)跨会网络具有抑制和扩增风险两种作用,它是协同监督和惩罚机制生效的基础,因而对风险具有控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只在中介成员为会首时才显著;同时,它也构成了风险传播的通道,导致资金被分散到多个会中,因而提升了系统性风险。

民国时期合会的风险规避研究——以担保制度为视角

合会是我国古老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民国以前,合会主要由会首担负完全责任,缺乏完善的风险规避机制。民国以降,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变化,合会不仅受到会首责任过重、轻会权利缺乏保障、运行周期较长、官方监管缺失等传统风险因素的影响,而且还面临自身规模扩大与成员间熟识程度降低、乡村危机加剧等新的风险因素的威胁。为达到风险规避的目的,合会广泛利用了担保制度,一方面凭借保人担保和殷实铺保实施风险转嫁,另一方面依靠实物抵押担保和混合担保进行风险控制。通过这些举措,充分凸显出合会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有效促进了合会风险应对途径的拓展和风险处置功能的强化。整体而言,担保制度的盛行在合会风险规避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应被忽视,同时还须客观、理性地看待其局限性、金融功能的演进以及金融近代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