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强音遮覆下的顽强言说——论茹志鹃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声音

十七年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一元的时代,女性声音这种按性别而非按阶级区分出来的意识很难"浮出历史的地表",但茹志鹃小说或借日常叙事自身负载的信息而言说,或借宏大叙事将自己具有女性特点的意识权威化,或在无意识中化妆表演,虽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扭曲、异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声音顽强地表现出来。

形式革命的先锋——茹志娟小说的文体变革和叙事技巧研究

茹志娟是一位善于思考和敢于按自己的创作思想写作的作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因为创作出"清新、美丽"的《百合花》而得到茅盾等大家的赏识。在新时期,又以一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引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波及小说、诗歌、话剧的文体变革。本文试图对其前后期小说叙事技巧和对新时期文体变革的贡献作一些初浅的研究。

重读《百合花》

茹志鹃的《百合花》一问世,就被纳入到当时战争文化审美模式中加以读解,时至今日还在延续着。这种鉴赏方式,是那时特殊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它既有悖于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使读者难以进入《百合花》的艺术世界,去领略其独异的艺术魅力。笔者力图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出发,以还原式的阅读方法,对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和艺术特色进行全新的阐释。

宏大叙事下的抒情诗——从《百合花》看茹志鹃小说创作风格

茹志鹃的小说以“清新、俊逸”而受到评论家的称赞,《百合花》是其风格的典型体现者。在半个世纪的流变中,论者大都把第一人称叙事、侧面描写战争、细节描写等作为这篇小说反映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具体体现。文章从女性视角、文本丰富多变的情感、别具深意的景物描写三个方面入手,再次解读《百合花》,试图重新阐释其“清新、俊逸”的美学风格。

国家叙事与女性自我展现的诉求——茹志娟的《百合花》的个性化写作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歌赞英雄,抒写历史,形成一种文学的滚滚洪流,国家叙事抵抑个人的浅吟低唱。但由于女性作家偏重阴柔的审美倾向注重内心体验的天性,在国家叙事的洪流中,也难以抑制女性内心的泉流。茹志娟的《百合花》就属于这种女性在国家叙事中的个性化的写作。

茹志娟的创作个性评析

创作个性是作家个性在作品中的特殊表现,优秀的作家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茹志鹃的创作,把个性描写渗透在每个环节之中,她以清俊、委婉、细腻的笔致,展现出战争时期军民关系的圣洁与温馨;她用冷峻的鞭挞、深沉的呐喊来呼唤动乱后失落了的党群关系。茹志鹃的创作个性还凸显在其表现手法的独特性,即抒情结构的严谨、艺术构思的精巧和心理描写的精湛。

论上海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文学的艺术特色——以吴强、峻青、茹志娟为例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发出了创作反映革命战争生活作品的号召,形成了 50 年代革命战争文学兴盛的态势。吴强的《红日》以恢宏紧凑的史诗性结构、有张有弛的叙事节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被誉为“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峻青的短篇小说以单纯集中的情节结构、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写实中融入了浪漫色彩,呈现出悲壮的审美风格。茹志娟小说的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平凡崇高的群众形象、柔美真挚的浓郁诗情,构成了清新俊逸的风格。革命战争文学成为上海“十七年”主要的文学成就之一。

母亲和女儿：以孤儿作为方法

茹志鹃和王安忆的母女关系和孤儿身份与她们的文本创作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茹志鹃的孤儿身份在其创作中有不少的反映,无论是《逝去的夜》还是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孤儿也宝的形象一直带有茹志鹃强烈的自传性质,投射着作家本身的孤儿情结。作为女儿的王安忆在她创作的《乌托邦诗篇》《小鲍庄》《叔叔的故事》等小说中,通过元文本的创作手法,在文本中表达对母亲孤儿身份与自身孤儿立场的想法,包括在与母亲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日记中,隐性地表现出女儿对母亲的反抗。在茹志鹃逝世后,王安忆也成为孤儿,她对母亲文学遗产的整理和思考,使得她对母亲以及母女关系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

《百合花》:个人化的战争叙事

《百合花》作为茹志娟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代表,其最突出的特点乃在于对战争叙事的个人化书写,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个人化的叙事意图、非宏大的叙事视野、非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塑造和感伤的情感基调。

诗意的延续与转化——论王迎春对《百合花》的连环画改编

茹志鹃的《百合花》向来以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备受评论家称赞,于宏大叙事的主流写作中独立创设出了诗意悠扬的写作风格。在《百合花》的连环画改编中,王迎春通过意象连缀与线条留白的方式激发诗意想象,多维取景结合神态勾勒以丰富人物群像。同时,在画幅安排上,她采用节奏变调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家国情怀和个人情思的诗意融通。王迎春的连环画改编实现了对原著清新诗意的延续与转化,推进了小说《百合花》的解读与传播。

安全心理空间的建构——《百合花》论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变动导致茹志鹃家庭的危机。她的小说《百合花》正写于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其创作动机在于于此危机状态中,通过美好人间关系的表述,营构安全的心理空间。主要途径有:从主流叙事情境撤离,进入个人化抒情空间;让叙事人拥有面对人物的支配性心理优势;"别时""别处"的风景空间。从《百合花》的创作开始,茹志鹃的小说偏离时代气场,古典气息开始浓厚,为个体情感的疏离而焦虑,并努力寻求情感疏离的修复。

《百合花》中人物情感世界浅探

茹志娟的《百合花》是一部非战争化的战争小说,是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小通讯员对"我"的感情是老乡之间的友爱、小通讯员对新媳妇的感情是少男的纯爱、"我"对小通讯员的感情是朦胧的关爱、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感情是母性大爱。《百合花》中人物的情感世界有着"去战争化""写实化"和"柔化"的审美倾向。《百合花》在现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

集体主义时期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从茹志鹃的《如愿》《春暖时节》谈起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期,中国社会对家庭妇女、家务劳动的社会定位与认识处于不断变动与调试之中,中国妇女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具体问题相结合,为人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家务劳动理论与劳动妇女解放经验。茹志鹃创作于"大跃进"年代的《如愿》《春暖时节》,是典型的"家务事,儿女情"小说,但是却涉及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底层妇女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等大问题。茹志鹃对"大跃进"时期广泛动员家庭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化劳动的时代话语,既积极呼应又有些微的疏离,留下了作家对时代话语、妇女命运细腻而复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