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典故的形成及其在唐诗中的“二次赋义”

阮籍典故在唐诗中运用频繁,是解读唐诗、勘破旨意的重要突破口。阮籍典故以事典为主、语典为辅,表现出“重个性,轻文才”的书写倾向。阮籍典故的形成期为唐前,由两晋时期的典源转为南朝文本中的早期典故,典义基本沿袭典源,以典面的改变为典故衍生的主要方式,出现一源多典的情况。在唐代,阮籍典故的典面基本稳定,呈现出“社会化”和“日常化”倾向的“二次赋义”现象,出现一典多义的情况,折射出唐代士人的情感志向与知识储备,反映出魏晋至唐阮籍形象的接受与异化。同时,理清阮籍典故一源多典、一典多义的问题也对典故辞书撰写具有重要意义。

阮籍任东平相考——兼论两晋“仕贵遗务”之风的形成

曹魏末期,皇室与司马氏的矛盾日渐公开化。高贵乡公即位后,阮籍受到延揽,从"职参谋议"的司马氏从事中郎,转任皇帝的陪侍近臣散骑常侍,陷入了政治与伦理的双重困境。他求任东平相,旨在逃离是非。但这次外任也为他提供了实践为政理念的机会,《东平赋》就是其为政体验与心理历程的记录。从中可知,由于他秉持的玄学化为政观念与地方政情之间存在扞格,东平理政的尝试并未取得实效。但两晋时期,玄学盛行朝野,竹林七贤成为士林偶像,其为政观念也被继承,成为"仕贵遗务"之风形成的导源因素之一。

论辛词的用典自喻

辛弃疾特别善于运用典故来塑造词人的自我形象。根据辛弃疾人生道路的三个阶段,辛词用典塑造的自我形象主要为“建功立业”、“怀才不遇”和“退隐闲居”三类。

阮旨“遥深”的诗学阐释——从阮籍《咏怀诗其一》的用典说起

关于阮籍《咏怀诗》的细读,存在"止而不言,各自体会""主观强解",以及"回归语词,感悟式理解"几种不同的途径。陈寅恪、黄节、萧涤非先生所代表的重视"用典",通过典语读诗的方式,立足于文本及其现实的语境关联,实现进一步的深入文本。以此为视角,以阮籍《咏怀》第一首为例,可见其在某种程度上叠加了"今典"与"古典"的双重意味,一方面呈现理想的君臣际遇;另一方面,言现实中贤人在当下的政治中缺失了理想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归宿,皆欲离开国家政治高飞远走。虽未直接讽刺批判时世时人,然委婉遥深地表达了对于当下政治现实的担忧。此种意旨正与当时的诗学语境、诗语语境、历史语境以及阮籍前期济世情怀相契合,当为正始时期阮籍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论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

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阮籍在曹魏晚期参与编纂官修史书《魏书》,而编写《魏书》也成为他创作《咏怀》诗的契机。就诗歌内容而言,亲历魏晋政权更迭的经历形成了阮籍盛衰无常的历史观,在创作时他将这种历史观注入诗歌中,使其《咏怀》诗充满了无常之感;由于史学素养深厚,阮籍常用史学家的时空观念来思考人生,从而使其诗歌充满了时空感;此外,阮籍还以诗论史,使其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史鉴意识。就诗歌形式而言,由于文史兼通,他在创作时有时会模糊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史书的体例引入诗歌中,从而形成叙、论结合的创作模式;在阮籍之前,汉魏文人多用“语典”,极少采用“事典”,由于精通史籍,他在诗歌中开始大规模运用“事典”。

论陆机表文的艺术特色--以《谢平原内史表》为例

陆机以赋文闻名于世,然其表文创作亦有杰出成就。《谢平原内史表》是陆机表文的代表,也是《昭明文选》收集的表类作品中唯一入选的谢表,它既具有一般公文简明、扼要的特点,又兼具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艺术成就极高。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文情感勃发,抒情浓郁;二是表文工巧,句式骈偶化;三是文章文化底蕴深厚,精于用典。